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

《瞭望》：此次四中全会要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新形势”主要是指什么？该如何应对？

王长江：这是一种许多矛盾、问题格外突出的形势，比如金融危机、群体性事件、民族问题等，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去解决。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

应对之举是深化改革。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权力的办法，一种是民主的办法。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使我们遇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采用集中权力的办法，我认为，集中权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民主的办法才是治本之道。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意味着暴露出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而得出结论：我们的体制中尚未改革的那部分使我们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甚至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这种政治改革的“麻木症”值得警惕。

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应弱化，而且越来越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个别方面)和在更深的层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证明着其迫切性。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用民众认同感巩固执政地位

《瞭望》：除十六大提出的两大转变外，似乎还可归纳出其他一些次要一点的转变，比如，一个长期擅长领导政治活动的党来领导经济发展，要求、方式有何不同？

王长江：过去我们党是什么都管，把经济也纳入到政治范围内，用下命令、搞运动的方式来管理，后来发现不行。经济要活起来，就必须给它一定的空间自由发展，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肯定要发生一些变化。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得让这个规律发挥自身作用，然后利用这个规律，限制各种消极因素。

《瞭望》：一个长期擅长动员民众的党，现在要协调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民众，需要哪些改变？

王长江：政治动员是我们党的一个长处，在特殊时期或用来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用来执政，就是一种粗放的、缺乏效率的执政，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执政风险。现实中不少做法仍带有很深的“运动”痕迹，一些地方和部门遇到问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运动”的思维方式上去。社会前进有其自身规则，我们只能顺势行动，而不能一次次造大声势。“运动式思维”应当摒弃。

一个党如何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时代背景。在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中，有巨量的信息流，在以前，政党就是处理信息流的主要渠道，但现在其他渠道越来越发达，比如社会组织、媒体，尤其是网络。所以我认为，在多元发展的趋势下，在现行体制框架下，通过改革来实现更好的信息沟通是存在空间的。

《瞭望》：还如，从“替人民当家作主”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面对这一变化，如何化解关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疑虑？

王长江：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它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就在于理论上我们讲人民当家作主，但以前设计的一套体制实际上却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在计划经济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民当家作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的确会有一定的削弱，但权力的削弱并不是党的领导力的削弱。领导不是靠行政权，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靠人民群众自觉认同。取得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正是这种吸引力使我们党具有很强的领导力。而执政后最大的毛病就是离开了行政权往往就不会领导，这也是过去一切重大弊端、一切挫折的根源。

改革本身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并不是要削弱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为它有利于拉近党和人民的关系，有利于增强人民对党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