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虽然说是小官，但是在地方上，他职位并不小，他的能量很大，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能量会这么大？

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本身在自己这方面来说，在遇到一些大的国家政策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些小的具体的对策，这就是巨大的漏洞，很可怕。

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明确地要求所有的官员要从煤炭中把股份都退出去，他就把自己的堂哥、妻弟等等一找来，就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一点风险都没有，就换个名，最后整个煤矿实际的运营权，包括经营权、管理权等等还在他们夫妻俩的手里头。

主持人：

为什么？

白岩松：

因为面上过去了，具体的证据，别人不好说话，煤矿现在如果从纸面上来说，矿主已经换人了，已经换成了不是这两口子本人了，所以他还是想出了一些办法。

另外有一些疑点我觉得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在这儿上去看，因为矿难，曾经被免去过局长职务，在2005年的时候，但是2006年的时候又复任党总支书记，这时候你就能看到，他腰杆儿挺硬，有很多人会去帮他，按理说都免完了，因为矿难频发，他动用的是什么能力，是人情能力，还是钱的能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大的富豪了，所以恐怕这也是一个因素。

第三个很让人担心的，在基层我们的监督和执法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个障碍就是人情的因素，会不会也在这里存在，是钱的因素还是人情的因素，还是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出事你就把事给出大了，真把事给出大了之后，旁边的人司空见惯就不当事了。当地人都已经在议论，他是不是县里的首富了，好几年，其实最后记者调查的时候，顶多算前十富之一，不是首富。可是这种议论不等于一种举报吗？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去做呢？就像刚才短片中那个人接受采访所说那样，我管不了他，说轻了的话没用，说重了的话，人家还不听。

那我们的法律在哪儿？我们的党纪党规又在哪儿？比他高的干部又在哪儿？他又不是县委常委。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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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短片)

解说：

“国家工作人员不准经商办企业，国家早有明文规定，但自己对此认识不深、重视不够，以为靠自己的能力挣点钱没什么……”。这是2005年山西临汾在清理国家干部煤矿入股行动中，郝鹏俊写给纪检部门的情况说明。

“不知道，我帮忙”，这是审讯中的郝鹏俊在面对关键问题时的口头禅。但在2010年4月15号的法庭上，抖动着双腿，晃动着手指，低垂着双眼的郝鹏俊却将话题转移到了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的身上。

据媒体报道，4月15号郝鹏俊在法庭上称，“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蒲县县委书记问我要5000万，时间是9月18日中午……”

就在这时，主审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了他的陈词。

5000万，又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么对于郝鹏俊在法庭上的举报，有关部门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王秀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其实对检举乔建军书记，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跟郝鹏俊没有见过面，两个人是不认识的，按照山西蒲县纪检的同志他们分析，郝鹏俊的目的是想干扰二审，给二审施加一个压力。

解说：

在郝鹏俊当庭检举风波公开之后，临汾市委也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调查和应对工作。5月1号左右，山西省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反贪局得出调查结论：“乔建军所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

其实当主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当场叫停郝鹏俊的检举时，也为公众留下了无尽的猜测。而这种猜测正是建立在郝鹏俊案件所呈现出的当地严重的官煤是腐败之上，与其说人们在关心县委书记有没有索要五千万，不如说公众更关心的是，在山西蒲县为什么会发生郝鹏俊案件？

十年时间，郝鹏俊为什么可以一次又一次躲过举报，一直到国务院调查组亲自督办，这个所谓的财富神话，才被彻底打败。

王秀强：

他们当地县的纪检委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当做出逮捕郝鹏俊的这个事情决定的时候，郝鹏俊带着他的会计，包括矿的矿长，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当时去了北京、太原等地，按照纪检同志的话说，他们是在试寻求找一些关系，找一些门路，把这个事情能够掩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