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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这里面18亿亩耕地当中也不包括各地为了城市化所使用的土地，所以有以次充好的情况。我们把这种数据摆出来以后，再算另外一笔数据，就是种粮食到底能不能给农民带来收入。我们按平均每户7亩地来算的话，如果是种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扣除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的费用，包括农机具费用上涨的因素，每一户农民每年的净利润是185.2元。我们可以算一比帐，我们说按照刚才的平均数，185.2元，乘以7亩地，乘以夏秋两季，那是多少钱呢？农民一年种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的利润一年是不到2600块，这就是农民种粮食的家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靠农民种粮食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们用尽了补贴、免税等各方面的政策，但是这些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农民用自己的双脚表态了，我们不种地了，有的是租给别人种，别人种了也是为了自家和社会上的一点口粮，因为他们知道种粮食是不可能有收入的。
彭真怀:回到我们提出的问题，怎么样增加农民的收入，一定要发展现代农业，要引进工商资本。这些多年来，农民手里没有钱，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想做农业，第一土地很独立，只有一家平均7亩地，在这个地上能种出什么来，种粮食又没有收入。所以要像中央所提出的，要工业反哺农业，要像城市里面的工商资本引入到农业。现在这种情况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要鼓励工商资本下乡，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建立企业加农户加基地加合作社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把粮食进行规模化的集中，把种田进行现代农业的集中经营方式。
特别是也有利于科技推广的过程。这样通过农业本身这一块，农民是可以增加一部分收入的。
同时土地的集中使用，也可以让农民在土地和工商资本集中的过程当中，获得适度的工资性收入。这两块可以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在眼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但还不是根本性的措施。
根本措施在于，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问题。今年我们在农产品价值问题上面出现了很多情况，比如说“糖高宗”、“豆你玩”、“蒜你狠”。这说明什么情况呢？农产品为什么涨价了以后，国家高度关注，有关部委还采取了措施，认为这背后有游资操作来进行打击。我们可以想到，中国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农产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仔细的分析了一下，我们认为1992年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在农村这一块基本没有动，没有破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农村产权的清晰工作没有做，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产权清晰，可是农村产权不清晰。最大的产权就是土地问题，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都不是农民自己的，包括过去的牧场、林地和林权改革，这些土地都不是农民、牧民、林农自己本人的，这个题不破，农民手里没有合法的、稳定的财产性收入的话，那么提高农民收入只能在外围打转转。
彭真怀:2009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3.3：1的情况，我们要知道，从2004年到2010年的情况，我们已经发了7个中央一号文件了，“三农”问题从基础的地位到重要地位，到现在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产权制度不动，就是我们说的“树根不动，树梢白摇”，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农村产权制度问题上要下功夫，要动真格的，要踏踏实实的下决心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打消一些疑虑。
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些同志会担心，说改革以后会不会有违现在的宪法制度和基本的经济制度，这个问题我做过研究，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到新中国建设初期，实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制。包括我们有《景岗山土地法》、《小岗村土地法》、《新国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是实行的土地私有制。这些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呢？是在1956年6月份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制定了一个高级的示范章程，才实行的把私有的土地实行为集体所有，才有了1972年、1975年、1983年的宪法当中进一步的落实。自从提出土地私有制以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说到底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好不好？模糊农民的产权好不好？小岗村的农民当年为什么要按手印，说要坐牢了，被杀头了，把他的子女哺育到18岁，那就是一种反抗和挣扎，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事情。
彭真怀:现在农村的产权，我们说给农民使用权，可以种这块地，但是不给你所有权，就是改革迈出了小半步，因为这个小半步的改革，所以出现的很多新的，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城市会到农村兼并土地，因为它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就是不经过政府的批准，任何农地不得转化为非农用地，他们就拿这条打着政府的旗号，打着法律的旗号，去兼并农村的土地，这样就是合法的。
农民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一个强势的地方政府之间是没有办法去讨价还价，因为土地的产权上面不是你所有，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依据来证明地是你的。这个问题要从历史上看，所以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是天经地义，从1956年6月份到现在不过54年时间，所以我们的改革如果面对着目前地方政府在这种不断的盯着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无所作为，比如说现在各地的暴力和血腥的拆迁事件，争地事件层出不穷，给我们越来越悲痛的压迫感。这样情况在和平时期的土地兼并，在历史上都没有这么的疯狂过，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越来越多的失地、失业、失去保障的农民就会像过去的流民，这样的流民会像潮水一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荡。一旦这种不良的、不安的情绪蔓延，如果有一天被引爆，就会出大问题。
所以农民收入的提高问题，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的重视和关心。但是怎么样处理好，要更多的有一些政治智慧，要有勇气来解决问题。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说：“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的问题出来以后抓紧研究解决。”我个人认为，把土地所有权规划为农民，这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之纲。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把农村改革的目标指向农村产权制度，如果这层窗户纸不捅破，所有的设想只能是缝缝补补，在枝枝节节上做文章，只能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网: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个结论，就是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主要有两点原因，一个是人均土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政策的问题。可以说这两点局限了农民的经济发展，是造成他们普遍贫困的主要两点因素。
彭真怀: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是农村的产权制度不清晰，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国土面积占整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的92%，县域的面积占92%的概念就是农村的区域占92%，都在县域范围内，人口占73%以上。在这个层面上，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总量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改革主要是局限在工业、企业和城市推动，在农村我们基本上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在产权制度上，政策的设计上，现在这个工作如果靠地方探索，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从下往上的农村制度改革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只有中央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系统的应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彭真怀:另外就是从技术层面讲，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农村现在很独立，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差，这样一些情况是从技术层面上看，包括科技的状况，也是所谓的科技服务体系，人也走了，线也断了，网也散了。水利建设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国水资源最富的西南地区出现了旱灾，因为涝灾是沿着一条线，是沿着河流走，而旱灾是一大片。我们每年都在一号文件当中，把水利建设写上一段，但是一场旱灾把我们整个的集中问题都暴露出来，全国去年是3.98亿亩土地的受灾面积，有4008万亩的土地完全绝收，我们损失粮食168亿公斤，直接的经济损失是388亿元。这种问题直接暴露出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业还是靠天吃饭的传统的耕种方式。
现在看起来，靠这种传统的方式，一家一户的分散的规模方式，第一没有办法适应我们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面临国际大市场的问题。因为现在整个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不是一个初级产品的竞争，而是一个产业体系的竞争。你没有一个现代的产业体系就没有办法融入到国际大市场，千家万户的农户面临这样一个大市场，只能是茫然失措，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所以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就是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独立的、分散的、缺乏技术含量的、缺乏资本投入的传统农业，主要是要靠现代的工商制度支持农业，进出到乡下，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带去新鲜的空气。
通过山东寿光和山东安丘等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的状况，他们的产品由于工商企业去带动农户，制定了300多个生产规程，按照标准化的方式生产有机的产品，这些产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源源不断的走向世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在产权制度上动真格的，下功夫。
同时在农业基础层面上也要适度的引进工商资本，适度的规模经营，改变一家一户的规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