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厉以宁剖析当前经济“症结”——
经济现象背后是结构问题
结构调整背后是体制阻碍
2007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和会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是结构问题,而结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调整为什么这样难?”,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大体制阻碍。
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以民工荒和“流动性过大”为例
77岁的厉以宁教授近期在四川、广东、贵州、河南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面对纷繁的经济生活现象与矛盾,他思考: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调整?
他发现,“在中国,就业问题既有总量方面的原因,更有结构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就业问题也反映出非均衡的特点。譬如民工荒在一些地区出现,两种情况并存,一边是‘人找事’,另一边是‘事找人’。广州市官员反映的是技术工人短缺;从河南了解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在城里工作还要经过学习培训,要有教育成本投入,农民觉得没必要到城里,他可以留在家里养猪、养鸡;贵州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就像蓄水池,可流向的都是一些特殊行业,建筑、运输……民工荒实际上反映的是结构问题,不仅是职业结构、技术结构,与消费支出结构也有关系。”
很多人认为股市过热、投资过热的原因是资金“流动性过大”,厉以宁教授认为“流动性偏大,同样是结构问题。信贷规模过大,造成流动性偏大”。他说:“我读书的时候,教授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教授不用这个说法,他说‘银根松’、‘头寸多’。当前的流动性偏大,民间资本过剩是一个原因,同时又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两者并存说明结构有问题。能不能两者合并解决呢?”
“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也是优化投资结构问题。现在看,经济增长不难,急需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急需优化投资结构问题。投资,既不能普遍鼓励支持,但也不能单纯打压。”
厉以宁教授说,“在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一直是政府调控最为关心的,政府将总量调控作为重点,是有依据的,因为总量问题的确是影响宏观经济全局的大事。但是,总量调控是有局限的,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均衡的。总量调控的局限有三个方面:第一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千差万别,宏观总量调控难免‘一刀切’;其次总量调控作用于总需求方面,而对总供给的调控必然涉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三是由于市场不完善、资源有限供给,经济经常是非均衡的。在非均衡经济条件下,总量调控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他认为: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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