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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面临出口困境 "新知青计划"路有多远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9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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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上升到国家计划,新知青的战略意义,无疑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

本刊记者/王维博

由政府推动的一揽子计划正掀起新一轮知识青年“下乡”热潮。

2009年4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将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特岗计划”“西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统一的政策包括:按岗位统一生活补贴标准,统一各项保险,统一各项计划的服务期满就业的政策等。决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统筹”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宽出口,推动大学生服务基层工作的进展。

在部分地区大学生村官面临出口困境的背景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集中投放国家和行政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收益?依靠行政资源支撑的“新知青计划”路有多远?

十几万人的下乡计划

在一个向往城市的年代,将人才拉向农村的道路并不容易。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

200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毕业生就业问题时,由共青团中央建议的“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被正式推出,当年,中央财政支持500万,选派6000名志愿者赴西部农村,同时也鼓励各地制订地方的西部计划项目。

“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愿者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仪式。培训,学唱志愿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仪式,使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色彩。

从2003年至今,西部计划的分项目已达到11个,为农村输入各种知识人才10万人次。2009年,团中央将派遣到西部基层服务的计划上升到1.5万,志愿者服务期也由1至2年调整为1至3年。

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侯宝森说,早在1996年,团中央联合有关部委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集中选派、定期轮换的方式,选派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显然,西部计划的探索,为后来一系列“知识下乡”政策提供了借鉴。

2005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国家鼓励青年到基层就业。随后,多个部委陆续出台“下乡”项目:教育部牵头组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

2008年,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将“知识下乡”推向高潮。该计划提出,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乡计划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人。

相对于中央的强力推出,地方的尝试更早一些。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研究课题组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说,早在1995年,江苏省最先开始招募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南通市如东县为解决大学生资源闲置与农村建设亟需人才矛盾,公开招考了88名大学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续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

据《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13万人以上,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的县与县级市。北京市实现了村村两名大学生村官。

胡跃高认为,地方的试点冲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农村的另一个渠道,但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各部委的分项计划将知识青年下乡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势”。

政策映照下的现实

就业压力与农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为新知青政策的现实背景。

2008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而在4年前,这一数据只有338万。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学毕业生就超过了200万,加上SARS的影响,学生就业压力骤增,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当时团中央给中央领导提建议,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从2003年起,在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乡镇一级服务,树立到西部去的导向,并借此推动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侯宝森说,中央决定实施该计划,并在随后几年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计划。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在连续实施了10年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政府开始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尝试用行政、财政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解决就业难题。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成为最时兴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的一份对应届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超过57%的人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就业压力下的选择,17%的人把农村当作磨练自己的舞台,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扎根农村的有24%。

与就业压力相对的是农村精英匮乏的现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认为,一方面大学生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农村急需人才,轮流下乡显然为解决就业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增加,也为“新知青”创造了客观需求和起码的资助条件。

路向何方?

2006年,正当北京的大学生摩拳擦掌欲在农村一展身手的时候,较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7年之时宣告失败。

海南省1999年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定安县、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亚市等市县都先后组织招聘过一批“大学生村官”。但由于地方财力不支、少编缺编、缺乏配套机制和社会保障,至2006年,选拔计划工作已陷于停顿。

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优惠政策等。余展说,“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了他们行动的源动力。”

作为中央机关的下放干部,余展在农村当过两年生产大队长,他说,当年知青下乡是靠着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动流动,并未给农村带去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并以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终。

余展认为,海南村官计划的破产,一方面有财力支撑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有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知识分子下乡多有服务期限,一般规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机制和通道建设,往往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决定可持续性的来自合理的激励机制。”余展认为,在紧张的就业压力下,新知青“下乡”更多是一种被动选择,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对服务期满后工作前景的预期。

4月底下发的《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起,到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满1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及县以上相关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应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显然,中央已试图拿出更多的行政资源解决新知青的“出口”问题,但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 (中国新闻周刊)

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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