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两难”困境,除了稳定政策、相机抉择之外,还应推改革、转方式
如何走出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困境?
就政策本身而言,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应当暂不出台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当然也不出台‘二次刺激’政策。不踩刹车也不加油门,平稳行驶一段,根据路况车况决定下一步操作”,范剑平说。
范剑平认为,今年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收官之年,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去年放贷集中在上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信贷投放同比减少了37%,而按全年7.5万亿元的预期目标匡算,下半年可放贷2.87万亿元,同比将增加29%,因此下半年的货币环境将相对宽松”。
由于政策过紧会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松则会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打折扣,因此,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其实质是当前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有一定难度。而要破解这一难题,从根本上走出宏观政策的“两难”困境,不妨跳出政策刺激的思维窠臼,打开视野寻求能处理好三者关系的新办法、新途径。
办法之一,是深化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这样既能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完成从政策刺激向市场驱动的“动力切换”,促进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又能避免政策“二次刺激”带来的在调结构、控通胀等方面的弊端。
“江浙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房子不让买,股票不敢买,让干的不赚钱,赚钱的不让干,民间资本该往哪去?’”巴曙松说,“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新36条’,破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
办法之二,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扩大消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等,这样能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统一。
“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创下近6年来最低,这表明消费增长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巴曙松说,“应当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
在谈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范剑平颇为忧虑地说起了这样一个现象:“现在不少沿海省份热衷于搞临港工业区,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煤炭等,加工成高载能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还美其名曰‘掀起第三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投资高潮’”。他认为,这么做不仅会妨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二氧化碳减排承诺的实现,而且会遭遇将来可能推出的“碳关税”,造成巨大损失。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机后,都不可能在旧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实现经济复苏,必将诞生一批新兴产业,在涅槃中重获新生”,范剑平说,“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也应顺势而上,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不应走老路、一味沉迷于重化工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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