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判断之三:驱散迷雾的法宝———政策持续、政策退出与政策协调
后危机时期,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是两难选择———经济增长和财政安全。如果持续刺激政策,将难以保证财政安全,也可能进一步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启动刺激政策退出程序,则整个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收效,甚至牺牲经济增长,发生“二次探底”。我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是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但必须考虑财政安全,财政政策酌情收紧或不再出台新的宽松措施,同时,为了不影响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政策的敏感度较强,经济复苏的过程较短,但也同时诱发了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其转为恶性,只能将安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收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但同时必须考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因此,后危机时期,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视情况有弹性地退出,由于遇到的问题不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方向也应有所不同。目前各国的实际做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这一轨道,但已初露端倪。美国一方面坚持刺激政策持续,另一方面有重整财政的行动目标,地方政府已经启动了紧缩政策。日本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紧缩并列为经济复苏的首要难题,其宏观经济政策只能走结构性调控之路:刺激政策持续和退出并进,一边紧缩财政,一边放松银根,做好政策的协调配合。欧盟集中全力治理财政风险,为了保持复苏势头,宽松的货币政策须持续。威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是通货膨胀以及高通货膨胀预期,以亚太地区为首,掀起了一轮刺激政策退出的浪潮,收紧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暂时保持连续。
目前来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刺激政策都不应该绝对地退出和持续,应该是科学地“有退有进”,对症下药,同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搭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最大化的政策合力。在后危机时代,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只有齐心协力营造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实现本国复兴。从经验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内协调已经成为常态,但国际协调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直接原因是各国利益分散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实际来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初步的政策国际协调平台,但是一开始就期望实现多边协调不大现实,难以达成有效一致。此次多伦多峰会各国达成的预算赤字减半目标也未必真正能实现。因此,相对于国际协调来说,地区协调更容易实现,相对于多边协调来说,双边协调更容易实现,所以,可以从地区和双边协调开始,逐渐向国际协调推进。
基本判断之四: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中国的推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较好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迷雾中的曙光。
从全球视野中看,中国既没有陷入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也暂时摆脱了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逐渐解决。面对“全球失衡”的现实和全球“再平衡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员,有能力也愿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吸纳、整合、发展、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早日实现“再平衡”和世界和谐做出贡献。在多伦多峰会上,中方提出四点期待: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目标,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发展问题更多关注,为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供政治支持;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说明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尽可能地发挥推动作用。如果这些期待都能实现,世界经济必将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平衡增长将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宏观形势与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2010年上半年,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 D P )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 .1%,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态势未变,增速回落但符合预期;物价水平结构性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缓解转为温和可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回稳,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继续稳步提高,就业形势和消费结构均有进一步改善;进出口创月度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下降,一般贸易增长迅速且出现逆差;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速回落,人民币汇率创新高,汇改尚未出现不利影响;农业生产稳定且夏粮略有减产,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且增幅回落,尤其是一些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速回落。应该看到,经济运行中的部分指标回落在当前环境下是良性的,说明我国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增强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平抑了通货膨胀预期,巩固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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