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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摄
2010年,中国的房价疯了。
这一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
房价令人们变得极度懊悔。有时候,小两口合计买房子,其中一个稍一犹豫,价格便又上蹿了十几万元,为此引来一番不满和争吵,乃至分道扬镳。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不光是北京,倒退几个月,报纸和电视上,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地王”。土地已经变成最值钱的东西,一句新民谣在人们口头流传: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十几天。
房价是在人们犹豫不决的观望中突然爆发的。2009年年初,上一轮房地产的低迷期还没走出,那些钱包瘪瘪的人还梦想着房价再降一点,没成想,进入3月,它突然发力,且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区半年前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9万元,半年后一看,变成了2.9万元。原先是买了房子的人嫌降价太多,围着售楼处纷纷要求退房,现在一套房子刚开盘,就被抢光了。《参考消息》则援引外电: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
今年48岁的穆图,一年前卖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区的经济适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买一套小一点的住所,结果,从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价一路飙升,距离他的心理价位已越来越远。这让这个经历过中国住房改革全过程的中年人万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1978:酝酿变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
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
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房子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3口人。3.6平方米,在当时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1978年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学者杨绛后来回忆,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人们发现胡乔木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写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请求为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解决全家蜗居之难。而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个叫王石的27岁“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他看到,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沙头角的中英街还只是“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15岁的农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肃天水一个山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几百亿的迹象。
同年,29岁的冯仑成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这里学习。此时离他们分别对中国房地产发展产生影响还早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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