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进什么退什么?

整个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有时反而成为收入分配秩序失衡的一个诱因。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

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GDP增长、是大项目投资，过分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向强者倾斜；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解决就业和收入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正是几十年对效率优先的强调，逐渐演变为“GDP至上”，从而形成发展的单一路径依赖，需要慢慢刹车而不太可能一天转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让资本获得了多方需求带来的主动权。

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国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多年来，以增值税等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在中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值税是链条税，环环紧扣，对企业产品增值部分征税。

这意味着，产业链越长，产品生产得越多，政府可以从企业那里征收到的税会越多，而不论是否产能过剩。这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引进大项目、尤其是重化工类产业链条很长的项目的积极性。

“我们的基本制度还没有从创造GDP转到让老百姓更加富裕的轨道上来。”教授郑功成说。

从财政支出看，政府财政收入占到GDP的25%，但是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部分仍然严重不足，大量资金用来进行投资，加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

“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

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入，短期看能直接促进就业，其就业效果要远远高于‘铁公基’，中期看这些基础设施如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起到了矫正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看则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但后者相较于“铁公基”来说，对GDP和税收的拉动大为逊色。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这个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