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而不能纸上谈兵。收入分配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收入分配改革进程等问题，专访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杨宜勇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是国家发改委牵头的收入分配改革意见起草专家组成员。采访中杨宜勇强调，虽然政府要负起首要责任，但是企业、居民等各个方面都要积极参与收入分配改革，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国家发改委有关调节收入分配的指导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你怎样看待这一指导意见的内容和作用？

杨宜勇：可以说这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设计的方面主体，也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那些内容，温家宝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涉及。我觉得，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而不能纸上谈兵。收入分配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不是说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就能解决了，而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财经国家周刊》：你说多方共同努力，包括哪些方面？能否举一个例子？

杨宜勇：比如最重要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而所谓收入结构无非就是政府、企业、居民三部分。

近两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致情况是，政府占24%，企业占17%，居民占59%，这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确实不符合大众的期待。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要降低另外两部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要向居民让税，尤其要从中央政府做起；从企业的角度，就要让利。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政府要主动让税，这是否意味着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或者提高起征点？

杨宜勇：我的意思是，首先政府要有让税或者说让利于民的意识，然后再具体考虑从哪儿让。至于个人所得税，并不一定要让。现在规范个税征收，清查各种补贴，就有很多抱怨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的问题是，真正的穷人是没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而中产阶层的声音太大了。

《财经国家周刊》：你说中产阶层的声音太大，可是现在似乎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很少。

杨宜勇：这就是他们声音太大的表现，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表现，就是装穷。

我到西方国家去考察，他们的中产阶级不仅有客观衡量的标准，而且有主观认同度，而且往往都是主观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客观统计的还多，他们都愿意承担纳税的义务，所得税都在30%以上。中国却是不管按什么标准，估算出来很多中产阶级，但是你去一问，却没几个承认自己是的。谁都说自己是穷人，不应该交税。

《财经国家周刊》：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杨宜勇：从政府的角度，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太低了，国际上普遍的统计是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却只有20%。

另外一个就是要采用集体协商谈判的方式增加工人的谈判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集体协商谈判可能还存在很多障碍。

杨宜勇：现在法律上的障碍是很小的，事实中的阻碍正需要共同去克服。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集体协商谈判不是没有成本的。比如西方国家的工会在和资方谈判的时候，都不是说工人自己去谈，而是请谈判专家来，还要请会计师来审计企业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请律师来解决法律问题，等等。这样下来，可能提高100元的薪水就要先付出100元的谈判成本。如果我们的工人都等着政府或者企业来主动提高工资，那是不现实的。

对于工人，还要学会“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用手投票就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去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大代表。用脚投票就是觉得报酬不满意了可以去选择别的工作，去自己创业，或者等待，现在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就这么做了。(殷俊 范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