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既然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是按股份额来分配的，那么如果有的国家愿意多出钱，不就可以把美国的股权给稀释掉吗？对此，有专家分析说，事实上，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否决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权力，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这是任何国家用金钱换不来、打不掉的。美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放弃这项否决权：一是某个国家打败了美国；二是美国自己把自己折腾垮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种情况恐怕都难以出现。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虽有动摇，但仍难以替代。欧元的诞生虽然让美国人紧张了一阵，但欧盟的进一步东扩使其陷于内耗之中。当欧盟的凝聚力下降并且政治发展陷于停滞时，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就急转直下了。

解读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

作为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起于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彼时，二战接近尾声，两大机构的建立既反映了世界金融与货币体系除旧布新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诠释出当时国际经济以欧美为主导的大格局。

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变革，美欧虽仍唱主角，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分析家认为，最近借G20峰会之机，发展中国家对于提高在IMF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的高调吁请，一是由于自身国力增强，二是因为发达国家长期对于上述国际组织若干政策解释权的掌控。

以IMF为例，其投票权规则根据各国的GDP、贸易开放程度和外汇储备计算。目前的投票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即每一成员均有的250票基本投票权和根据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而在实际运作中，后者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则由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投资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确定。最值得注意的是，投票权标准的制定握在美欧等国手中。

美国在IMF中以约17%的投票权居首，德国为5.88%，英国和法国分别是4.86%，中国则不到4%(2008年4月，IMF理事会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的表决方案，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的出资份额提高到3.997%，投票权份额提高到3.807%)。显然，这一比例是不符合实际的，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法，话语权却没有扩大。经济危机爆发后，IMF希望从中国、印度等外汇储备充裕的新兴市场国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因而提高这些国家代表性的问题自然无法回避。

鉴于此，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上日程。IMF的投票权改革已在进行，并以反映一国经济的权重和在全球的重要性为原则。

但是，世界银行的改革却迟迟未见动静。其实，一国要想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国，必须首先加入IMF，而且一国对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也取决于在IMF认缴基金的份额。由此不难看出世行与IMF的关联，且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资格等方面都有极大相似性。

执董与投票权，是反映成员国在世行中代表性的两个方面，其中投票权除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之外，还常遭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强行介入。世行和IMF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在IMF每认缴10万特别提款权就额外增加1票。在2008年3月的改革中，IMF已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了750票，而世行至今仍未作改变。

不过，即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也不代表其在机构中的影响力提升就水到渠成。例如，在重大事务上，两大组织采取“共识决策”原则，需要取得全体成员同意，而不是仅仅得到多数票便可通过。因此，不排除一些执董虽无大额投票权，却在讲话中表现出一些“高明见解”，进而顺理成章得到认同的可能。

其实，如果一个国家仅凭经济实力尚无法提升在国际经济决策机构中的影响力的话，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发挥经济实力的作用。比如，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股权份额分别还不如荷兰、比利时，这显然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和有望成为位列前三的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是可以凭经济实力来换取更多的份额，从而提高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话语权；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也可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要求美国政府设法保障国债投资者的权益；另外，作为东亚的经济强国，中国可以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定，以此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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