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婴儿潮”时期诞生的人口步入中年，人们在住房、出行、休闲娱乐、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将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个人娱乐休闲产品行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长期繁荣

人口红利，简单来说就是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人们的消费、储蓄、投资行为模式，影响商品、资产的价格，进而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

人口流动、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已经成为经济产出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人口与劳动研究专家蔡昉曾指出：“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中，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于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比如管理水平等。从这些数字中，就能看出，是什么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速。”

2005~2015年是收获人口红利高峰期

如果我们将抚养比定义为儿童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把就业比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之比：图1就清晰地显示了1950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阶段性转折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人口抚养比自解放以后持续上升，在1965~1975年的“婴儿潮”中达到顶峰，此时抚养比的上升主要由少儿抚养比的上升造成。1975年以后，随着婴儿出生的减少，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带动了总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这种态势将一直保持到2015年左右。2015年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与此对应，就业比呈现反向的变化趋势。在1965年到2015年期间持续上升，之后则逐步下降。

在1975~2015年之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和就业率的上升，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大大减轻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

此外，生产性人口带来的消费升级和投资偏好的改变也将大大促进整体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二者相互推动，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即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到2015年之后，就业率开始下降而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人口红利阶段随之结束，并转而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遭受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中国在这个时期未能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收获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则抓住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分析表明，改革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剩余的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王德文等，2005）。

中国与美国“婴儿潮”的不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婴儿潮”，使得2005~2015年成为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高峰期（见图3）。以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婴儿潮”出现后带来的人口红利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总体快速增长上，而且带来了消费热点的普遍转移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变迁。例如：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婴儿潮”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伴随着这次人口高峰经历童年，五六十年代强生公司崛起了；当“婴儿潮”经历青少年时，快餐文化的盛行为麦当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步入中年以后，人们的消费趋向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人们的投资理财需求推动了美国股市的大涨和金融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

与美国类似，上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中期是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时期（见图2）。人口激增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性人口结构提高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投资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而人们的消费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随着年龄的变化，每一个生命周期的经济行为重点也在转移。围绕人们生产、投资、消费、储蓄行为模式的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产业升级和消费热点转移。在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时间内，是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高峰时期。在这一时期，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和就业率的增长将带来物质财富创造的高峰期。

随着“婴儿潮”时期诞生的人口步入中年，人们在住房、出行、休闲娱乐、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将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个人娱乐休闲产品行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长期繁荣，中国股市在未来十年内也将保持长期上升的趋势。

与美国不同的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我国的“婴儿潮”出现了不止一次。伴随人口激增而来的巨大消费潜力形成了前景广阔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中国经济在经历“两驾马车”——投资、出口拉动以后，必然进入消费拉动阶段，因为经济的最终动力是消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扩张也是看好了这种潜在的消费需求。因此，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不管是在深度上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要远远超过美国的“婴儿潮”。（作者陈东 张帆：分别为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