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国务院宣布，决定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这已经是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一加一减”发出信号

事实上，央行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早有明确认识，今年年初至今，已先后５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２次加息,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此前，银监会、央行还收紧了“双高”企业贷款；在财税领域，则采取了下调、取消部分出口退税，乃至加征出口税等措施。

那么,在上半年高位加速运行的经济数据发布后的第一天，我国政府同时宣布采取加息和调减利息税的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这“一加一减”旨在达成何种调控目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认为，提高利率和降低利息税，显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对于已经过热的宏观经济来说，有两个作用：一是实质性地进一步控制信贷和投资的增长，从根本上抑制经济进一步过热。因为只有抑制了投资才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抑制物价；二是给人们一个信号，一个宏观调控的指向，从而稳定人们的预期，包括对经济热度和物价的预期。

至于“一加一减”政策对股市的影响，黄少安表示，提高利率和减收利息税，对股市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应做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就本次利率调整而言，应该是股市活动主体尤其是大的投资者早就能预计到的事情，他们已经事先有所调整，所以这次利率政策调整，不会在短期内对股市产生很大影响。从长期看，倒是有利于股市降温、调整和健康运行。

汇率问题还是投资问题？

经济整体过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出现供不应求而导致通货膨胀，二是国内投资及消费需求超出国内供给能力而导致国际贸易出现大的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经济尚不存在过热的直接危险。但是由于经济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引发的潜在危险则不容忽视。

有专家认为，从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看，问题的根源仍然在汇率层面。是否需要通过更坚定和快速的汇率升值逐步解决贸易顺差的增长，逐步缓解流动性压力和过快的信贷增长，并通过出口部门企业盈利的下降来实现对投资的控制。因为立足于汇率以外的政策手段可能无法根除几年以来经济反复表现出的过热倾向。

对该问题，黄少安认为，从经济增长的数据看，出口增长势头确实仍然强劲，顺差增长过快。似乎汇率调整显得迫切。但是，利率等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只是中国的事，而汇率调整涉及国际间经济关系，比利率等政策复杂得多，在其他政策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不要因为我们有限的目标而改变我国汇率调整的既定方针和时间表。出口增长太快，是因为原来出口部门企业投资增长太快，而且已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因此，出口的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应该侧重于控制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减少出口企业的获利空间。

“稳中适度从紧”成未来货币政策走向

“稳中适度从紧”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减少银行体系流动性；加强信贷政策引导，合理控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进一步抑制信贷过快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现在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稳中适度从紧”策略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有专家提出，对于央行，今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货币政策工具依然是充足的。

另外，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也是央行可以考虑的调控方式。这样做有利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改善经济增长模式，也符合我国汇率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就明确提出，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维护总量平衡。

对此，黄少安认为，“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此前长时间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比较，显然有了变化，对银根控制紧了一个档次。政策的含义或目标应该是：适当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抑制贷款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抑制投资。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同比增长仍在16%以上。基于宏观经济已经过热、投资增长是根源的事实，实施“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理性的和必要的。（作者：杨建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