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指出，国家行为系统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是否能够履行和承担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责任，即国家责任。责任在道德领域内是指主体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说义务有外在强迫的性质，那么责任则完全来自于主体的感觉，来自主体对自身应尽义务的明确认识。因此，与义务相比，责任属于较高层次的范畴。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责任对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作用日渐凸显，国家责任作为表征国家心理行为特征的三大核心要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财富和国家能力，而且往往胜于国家财富和国家能力。

下面将从裁减军备、减少贫困、发展援助、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主要方面，对国家责任进行深入分析。

裁减军备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20世纪全球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几乎是前面4个世纪死亡人数的3倍，由于战争引起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虽然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有所减少，但是国家内部的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多数战争都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派别之间。当今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是，局部冲突和战争仍然很频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和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国家之间相处的理想状态就是相互之间和平共处，都不发展军事力量，战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各个国家之间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原因，难以达成完全的共识，各种摩擦和冲突还不可避免，各种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建设与本国的国防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和平保障力量，起到震慑对方的作用。世界的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军事力量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各国军事力量的平衡可以起到一定的相互制衡作用，消除军备需要各方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努力。2005年全球军费支出达到1118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5％，人均173美元，相当每天30亿美元，每分钟约200万美元。从总体来看，排名前15位的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到了全球军费总开支的大约84％。2005年全球军费支出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330亿美元，增幅为3.4％，高于全球GDP3.2％的增速。其中，美国比上年增加了26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支出增加额的80％。200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5360亿美元（不包括美国“黑军费预算”），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8％，超过列在其后的32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GDP。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课题组估算（2006年），2004年中国单位国土面积的国防开支仅相当于为美国的1/20、日本的1/80左右；国民人均国防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1/90，日本的1/18；军人人均国防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6。

贫困是一个人类永恒的话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一大障碍。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努力采取措施减少本国的贫困，就是对世界减少贫困最大的贡献。20世纪，全球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短短的1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18倍，人类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时期的总和，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这种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全球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人类发展指标稳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战争等方面的原因，亚洲、非洲等地区的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人类发展指标不升反降。一些贫困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被日益“边缘化”。据联合国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全球仍约有10亿人口生活在每天只有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以之下，有8.5亿人在饿肚子，每天有1.8万名儿童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全球最富裕的500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16亿人收入的总和。即使在美国，贫困人口也大量存在，贫困人口构成了美国社会中的“第三世界”。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12%，生产力提高了17%，而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的工资只增加了3%，考虑到过去5年12%的增长，他们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低于2000年的水平。联合国对全球21个富裕国家做的调查显示，美国富裕程度领先，但儿童福利状况却排名最后。在儿童健康和安全方面，美国均排名倒数第一。

由于现有的经济基础不同，不同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提供国际援助等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尽快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提供援助不是对穷国的怜悯和施舍，而是促使被援助国家逐渐摆脱发展的困境，谋求自主发展之路。加强对外援助一方面可为发达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由于欠发达国家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潜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对于促进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实现国家间的均衡、普惠、共赢的发展，努力缓解人类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减少和消除贫困。

1969年由加拿大前总理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倡导的一份国际发展报告中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将其0.7％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全球发展。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2002年3月22日的首脑会议通过了《蒙特雷共识》，重新强化了这一目标：GNI中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0.15％～0.2％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然而现实的情况，发达国家的做法显得有些吝啬。2004年，仅有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典和荷兰5个国家达到了0.7%的目标。各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状况与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成比例。虽然美国对外援助的绝对额上是世界最高的，但对外援助占其GNI的比例却很低，仅仅占到GNI的0.15％。从1980年到200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不断上升，人均官方发展援助（ODA）在1980年到1990年也逐渐上升，但进入90年代后却开始下降。1997年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为了保护本国农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往往会实施高额的补贴，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公平，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拉大了各国之间的差距。2002年，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几乎是援助资金的5倍。当我们将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援助与对本国农业的补贴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时，就更能够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

2005年联合国大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在发言中多次提到的关键词是发展、援助、反恐等，大家都在质疑《千年发展目标》能否按期实现，对此发达国家应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不过，值得高兴的是，除了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其它国家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比如捷克、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科威特、波兰、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土耳其、阿联酋以及一些小的援助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总援助金额已达到了32.78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大幅增加对外官方发展援助，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中国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对华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