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调查根本没意义
全世界的性调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调查,在大众中很有名,但在学术界并不重视。因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代表性。潘绥铭说,网上调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调查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网上调查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百分比是谁的百分比,网上调查能说清楚吗?分母没法确定。分母是网民吗?是什么样的网民?你永远也说不清楚。”
而潘绥铭他们的这个调查对象,是中国所有20到60岁的成年公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套复杂的抽样,然后统计百分之多少的人做过什么事,这个分母是确定的。
不光是性调查,网上所有调查,如果不做抽样的话,最后回答的,可能大多是一些好事之徒。或者都是有这种事的人,或者都是没这种事的人。总之,你不知道分母是谁。
“那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潘绥铭反问到。
话虽如此说,潘绥铭最近还是把这次调查的内容挂到了网上。他说,社会学家都知道网上调查和现实调查差别很大,自己就是要验证一下到底差在哪里?他希望能给网上调查提供一个参考系数。以后所有的网络调查,可以用这个系数来校正。
计划生育对“中国性革命”影响最大
青年周末:这个项目,你在2000年做过一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潘绥铭: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历史对比。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像美国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没做过这样的对比。做这个对比,就是在6年时间之内,看看中国在性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青年周末:你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网民有一些怀疑,觉得你这说法纯粹是耸人听闻。
潘绥铭: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众不研究这个,自然不了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专业不同的问题。
青年周末:它跟西方国家的性革命一样吗?
潘绥铭:不一样。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性更大。中国性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和生殖的分离。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法跟中国比。因为他们没这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点是社会控制的变化,现在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扩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一段时期,大家都不再管闲事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过去有一句口号: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眼睛还是雪亮的,但是不睁开了(大笑)。
青年周末:计划生育怎么会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绥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到现在才真正显现出来。生殖和性的分离。就是它的后果。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进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二十五六岁了,这个政策在性方面带来的影响,此时开始充分体现出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可能还会再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吗?性和生殖的分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东西。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性革命。
现在是有规定,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据国家统计,占百分之五都不到。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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