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0日，汤阴县白营乡大学生村官“三夏”志愿者服务队正在帮助大付庄村困难农户装运收割的小麦。 中新社发 张志勇 摄

江苏省睢宁县粱集镇3名大学生村官王蒙、周洁、李琰，去年8月自筹资金20万元在该镇光华村承包了30亩土地，与当地农民合作建起了23个钢架大棚种植西红柿等反季节蔬菜，并通过远程教育请教专家不断学习种植技术。目前该村特色蔬菜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有300多户村民依靠种植特色无公害蔬菜走上了致富路。中新社发 洪星 摄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他们对农村的理解与现实之间尚存在很多错位之处。对此，有人选择了适应，有人选择了突围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北京)

3个月了，陆成田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区人事局召集区内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大学生村官，宣读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关续聘的文件。续聘一事，从此前有关部门一直承诺的“想留就留”，变成了“只留20%”。陆成田续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黄了。

这意味着，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学生村官，在距离合同期满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将有80%的人必须再次面临出路问题。

难题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洼里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陆成田的顶头上司。石景明至今还记得2006年3月村官汇报自己规划的场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飞扬。听着一个个气势磅礴的规划，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实现吗？”

陆成田自己有一个成型的规划。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植了一些中药材，颇有心得。现在，他想把这个试验移植到农村。在他看来，这至少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己是学这个的，又有这方面的实践；二是自己的导师在行业内渠道甚广，销售应该不是问题；三是洼里村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达两亩以上，正适合大规模推广。

来马坊之前，陆成田对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应该算个副村级，在村领导不懂业务的情况下，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二是主要负责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致富”。他记得，当时的宣传中，有两块内容被着力渲染，一是“为副处级干部储备”，二是“为新农村建设加力”。

马坊镇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两个试点之一。当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来自中国农大，15名来自北京联大。由于上任的时间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个多月，这些人受到了媒体几乎密不透风的关注。陆成田后来的合作伙伴、马坊镇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镇的30位村官，几乎每个人都在媒体上露过脸。

要想推广种植，先要让村民看到好处，陆成田决定先找一块试验田。洼里村书记石景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过失败的先例，大家对中药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当时全民关注村官的大形势下，村主任还是腾出了几分地给他。陆成田于是远赴河北挑选种子，同行的还有他的师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陈娟。

其他的村官也跃跃欲试，马坊镇开始进入第一轮密集的创业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辉想办一个家教班，给村里的孩子免费辅导；高浮图想着怎样能将本地丰产的桃，供应给就在不远处的顺义设厂的汇源果汁。

陆成田的种子刚下地，就碰上了第一个难题：怎么浇水？虽然水井就在50米远的地方，但还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过来。村委会门卫张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么运过去？村民的架子车一趟就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村民会不会帮你？

陆成田原来想，这个试验是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点帮助理所应当。但他很快发现，村民根本不理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把他们看成一群“不会干农活”的“外乡人”。村官们一腔热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个个来自于书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们满腹狐疑，冷眼旁观。村领导也在撂给他一块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电的问题，浇水就要接电，电费谁来出。还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问题。陆成田原来以为，这些杂事都会有人帮他料理，他只需稳坐中军帐，提供点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想法，在当时初来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东店村的大学生村官李丰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实就是技术员。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景明说，这一时期村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浓，“想法很多，但有点脱离实际”。到了第二年，村里又来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来，踏实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没事就坐着。”

陆成田说，他本来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为他看到了村民对此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实验取得了成效，也会在随后的推广中折戟沉沙。于是，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种子，从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结局。

陈娟的中药材试验，由于没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最终半途而废；程宣辉的家教计划，最终消弭在漫长的等待中；高浮图专门去了一趟顺义，发现汇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并且非常稳定。

只有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看起来有些眉目。这个日后被广泛宣传的创业典型，为村官王丽娜赢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在其他村官看来，这一项目的成功，除了公认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