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形势严峻

腐败不断升级、贪官队伍越来越“壮大”，那些腐败金额可以用数字计算，而其对党和国家的“软危害”则无法估量。

“犯罪成本太低、落网率不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缺陷是导致腐败官员屡破记录的主要原因。”姜明安表示。

翻开贪官腐败案件的卷宗，会发现一个“共性”，即几乎所有的贪官都将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之一归之于心存侥幸心理。一位落马官员曾对记者表示：“尽管每次收人家钱时，我心理也忐忑不安，怕违纪违法，但每次又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认为人家既然送礼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送过礼后不会胡乱讲，不会出问题。”

“我国腐败的特点是和我国的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主要是和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我们的转型期的特点联系在一起。”李成言表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领域不断在寻找科学化的东西，尤其在制度建设方面，发展还不完善，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光中国，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文化根源是中国现在出现的很多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咨询专家王伟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人几千年封建传统延续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不管是干部还是民众都感觉好像当官的就应该这样。

李成言分析，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种现象，就是什么都要讲关系，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所以很多人都是一个定式思维。

反腐不能光写进文件不落实

“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任重道远。一方面是有些制度缺乏科学性、实效性、权威性；另一方面是有些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进文件、上了电脑，但没有落实到行动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市长刘刚对记者表示，制度缺陷，往往会给腐败创造机会。

姜明安表示，必须从源头防止腐败，要重点做好对权力的制约，不让绝对权力出现。权力越大，监督的难度越大。如果能从一开始就建立一套制度防止权力的“绝对化”，反腐成本远比权力运行之后实施监督要低得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丧失‘寻租’空间”。

“真正有效地遏制腐败，最重要的是靠民众的觉醒、民众的力量。民主政治的推进，对建立健全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对建设一个廉洁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来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必由之路。”王伟表示。

在姜明安看来，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方面入手，媒体要充分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就要从官员的产生途径入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保证素质高的官员产生出来。之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它能较好地解决官员选优的问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本报记者表示，官员的素质高，即使监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贪；若官员贪欲成性，监督最完备，也挡不住其铤而走险。

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本报记者 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