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使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的战略思想，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团结和使用进步知识分子

建党以来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他的思想信仰。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文化问题，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观，这就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在实践中履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论逻辑，其中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是基础，文化的革命则是前面两者的必然要求，所以，“文化革命”从此成为他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我们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联系革命阶段论和转化论，他领导的中国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民族的”（用于反帝）“科学的大众的”（用以反封建、迷信）的新文化纲领。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解答了文化革命的对象和革命文化的资源以及新文化建设的方法。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旧礼教旧思想旧儒学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应该加以革除。但是，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文化而全盘否定和抛弃。第一，从形式上说，“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因此，“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第二，从内容上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第三，从方向上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毛泽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和剥离。他指出，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及其在中国滋生的“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力量对于封建主义还占优势的中国来说，是比较进步的，因此“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毛泽东强调指出：“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的新观念形态，所谓的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因此，它们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旗帜鲜明而又不失幽默地指出，新文化革命是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为“盟长”，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盟员”，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的英勇的进攻；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战略思想。

在文化建设策略上，毛泽东采取了严格区分、分别对待的政策。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思想，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把它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是不能等同于新民主主义的国民文化。在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关系上，毛泽东认为新文化要体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因此对于外国文化一分为二：“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行联合，建立相互吸收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这项工作以往“还做得很不够”，“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个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样的“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工作，还必须与中国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并且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正是把文化革命作为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一般把知识分子视为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和同盟者之一，加以团结和使用。他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他与党内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作了坚决斗争，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并且确立了进步知识分子是“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实属“劳动人民” 的政策界限，还告诫全党对于知识分子，除去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外，“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 同时也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同时实现起来”的口号。

但是，毛泽东认为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很显然，他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资源的认知已经有了牢牢的政治功能框架。新中国诞生前夕，一些“民主个人主义”知识分子迷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标榜“第三条道路”，毛泽东对之集中展开了淋漓尽致的批驳和循循善诱的说服，指出他们的政见是空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清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通过一百多年的经济政治乃至精神侵略，阻塞了中国正常的发展航道的历史本质，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发展前途的历史趋势。而新中国建立之后，结合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理论分析，毛泽东首先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改造运动，这种政治运动的对象显然是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