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调适文化价值立场

对待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的认识和评价，应该坚持科学、公正的立场。科学、公正的立场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本应该拥有的操守。面对全球文化交流、冲击、融合的变局，科学、公正的文化价值立场更应当为人文知识分子大力倡导和强化。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中，旧的错误文化立场观念又沉渣泛起，世界的和民族的文化建设都面临新挑战。

在对待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评价方面，历来存在两种不正确的极端立场，一种是文化中心主义，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当作最好最优的标准，依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因此敌视和怀疑另外的文化模式。文化中心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最早出现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西方史学界，当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并宣扬，要通过西方文明实现对全世界进行整合。这一学术理念曾与亚当·斯密标榜的“重商的普遍共和国”原则相结合，后经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运作的发展，最终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能够自行调节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稳定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心地带是控制世界金融和贸易市场运转的霸权国家，而处于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制约，再加上国际传播模式是从中心向边缘渗透，因而不能不依赖中心地带和核心国家，不能不在全球分工中，服从于中心地带国家对全世界的全方位整合。这样的世界体系理论警示我们，西方语境中的“全球化”，就是西方要资本主义化全球；如果完全受西方霸权主义控制，全球化也就是那些核心国家文化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化过程。

当前努力推行西方强势文化的核心国家，又制造了新的理论来为其文化战略推行助阵，例如宣扬文化普遍主义、文化趋同论。这些新学说乍看起来颇为科学有理，因为文化全球化指日可待。但是，再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新学说、新提法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旧瓶装的新酒。普适文化应当是在平等交流和逐步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新文明，应当是各文化模式差异中的同一，而绝不可以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文化。这是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独特的传统和特色，在向外传播和与异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都遵从异中求优的路向演进，它们按照自身需要进行吐故纳新，被纳进的新文化因素经过结构质变，转化民族文化形式，从而成为学习民族的文化新因子。世界文化的普适性，应是在这种转变和升华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普遍的一致性。这种普遍的一致性，与时下文化趋同论和文化普遍主义者强行推行文化霸权和“普适文化”的原则，具有不同的本质。后者仅仅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新的权力运作，也就是仰仗文化强势，迫使他者就范于一种控制论模式操纵下的文化传播体系中，从而实现“西方社会的使命”，即“在世界各地激励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发展类同于西方、类似于西方的形象”。1时下西方文化产品充斥全球，足见新西方中心主义很能畅行。人们选用这些产品，它们便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规范，重新定义各民族本土文化价值，使接受者悄然放弃未必都是过时的民族文化价值，弱化甚至淡忘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就范于“去区域化逻辑”、“向心逻辑”。所以，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冷静剖析、认真批判种种的文化中心主义，不能助其为虐，掉入错失文化价值公正立场的陷阱。

反对和批判文化中心主义，但也不能走向它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文化模式的任何评价和比较，认为一种文化模式都是特定环境下区域文化要素的有机组合，因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文化相对主义是反文化进步论者，在实践中往往产生夜郎自大的封闭意识，排斥外来文化，反对文化交流，坚持保守的地方性，宣扬顽固片面的文化特殊主义。

文化究竟有没有评比性，要看如何理解文化的内涵。英国思想家艾赛亚·伯林指出，文化是人的目标、价值观和心目中的世界图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认为，文化表现于各个自我监控的群体的言谈、法律和日常习俗之中，“实际做法”是文化分析的依据。2据此可以推知，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优劣之分。可是，在现实社会之中，任何文化模式、区域文化确实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方式，如果用属于自己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各种文化永远不会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只有引入他者的角度和方式，才能洞察本身的不足。因此“一种真正的文化、值得给予肯定评价的文化，是那种经得住外来批评的生活方式”。3因此，打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培养公正的人类意识，勇于开展文化交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本民族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才是正确的做法、正确的文化价值立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行为应当符合这个正确的方向，而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在全球化时代，正确的文化价值立场也就是公正的人类意识。公正的人类意识，首先要认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应有的尊严和正当权利。立足于公正的人类意识，就应该把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公共价值体系的推行，而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文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在文化价值观上就是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持宽容和分析的态度，以使自己的文化能从所有文明中发现更多的共识，不仅传播这些共识，而且要帮助人们确立每个人都能从他者那里学到什么的意识。这就要求所有的民族努力清除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隔膜，并且要敢于对那些热衷于把可以而且能够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的利益冲突，转化为文化冲突的极端狂热分子进行抵制和斗争。这种公正的人类意识和神圣的责任感，体现了对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人类的高度负责的良知。在全球化时代，特别需要普遍树立和弘扬这种人类意识和社会良知，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项事业“创榛辟莽，前驱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