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些问题，道德约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把价格的作用发挥出来

对于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我国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以后，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在下降，新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在提升。因此，我们又处在一个结构转型变化非常活跃、非常快的时期。我们已经持续了28年的高速增长，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推进，要使这种增长延续下去，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如何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际上一般有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我们概括为“自发渐进型”，不一定准确，就是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像美、英、德、法这些国家，它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的条件下，企业逐步加快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使企业逐步增强节能降耗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政府通过立法来设定技术标准，这是一种逐步、互动的过程。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这些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显然，我们按照这种模式走是来不及的。第二种，新型工业化，也就是日本、韩国的模式，即所谓的“市场增进型”。这种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是培育市场，增进市场共勉，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这种模式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能够交互，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价格失灵的领域由政府进行干预，由此来加快转变的进程。第三种模式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是不成功的。这种模式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型约束，缺乏激励机制，所以难以持续。这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的时间成本太大，我们可以借鉴的是第二种模式。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我觉得现在应该强调市场配置是第一次调节，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干预，这是不同的顺序。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政府要着力解决的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政府职能要从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要从内部性管理转向外部性管理。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具备一些外部条件。首先，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二，外在压力加大；第三，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尽管要素市场发育之后仍然存在垄断，但是市场功能在增强，全球化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技术的扩散，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我们转变增长方式的外部条件更有利。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特有的挑战。首先，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我们就面临后工业化国家的这种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的竞争压力，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结构转型过程。第二，在创新能力还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丧失的不利局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其他国家用很长时间完成的增长方式的转型。第三，在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解决外部问题，包括环境、资源等。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的单位GDP能耗高居不下，其中有70％是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重工业还在不断发展，单位GDP能耗就很难降下来。所以，结构调整是关键环节。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单纯地调整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而是要把重点逐步转向创新、降耗、矫正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约束条件。结构调整在战略上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这种新的竞争优势是以知识进步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为基础，而不是以低成本为基础。从战略上来讲，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一、把高技术产业做强。现在我们的高技术产业有90％是组装业，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要改变对比较优势的被动适应，逐步推进高技术的发展，从加工组装向技术研发制造工业转型，通过转型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餐馆，它就是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怎样把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适度控制传统重化工业的发展，我指的是传统的重化工业，而不是现代重化工业。我们可以走出去，到国外去办一些资源加工厂，适度限制国内传统重化工业的扩张，不然的话，我们资源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结构调整不是由政府主导，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功能，校正市场价格的扭曲。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包括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但是由于政府过去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而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所以市场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预，要改变这种局面。结构调整不仅是工业，还有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如果生产型服务业上不去，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上不去，交易成本就降不下来。现在的跨国公司都把生产和服务环节整合起来，比如华为，它现在的工业生产只占10％，你说他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所以，结构调整一定是关联的。

第二，研发能力的提高。新的竞争优势不同于传统竞争优势，它是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如何提升新的竞争优势？这离不开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要解决科技部门与经济部门的整合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年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何整合呢？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是关键。政府要引导创新的要素向企业集中，培育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可以接受集成外包的企业。再一个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很重要，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要转变观念，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

第三，节能降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路，必须往前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构市场机制。总体来说，能耗从改革开放之后是下降的，但是近两年有所上升。我们的弹性系数在“九五”时期最低，只有0.07；“十五”时期是1.05，特别是2003、2004年，都超过1.5，2005年是0.97；这两年我们的节能量也是负的。应该说，“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形势非常严峻，按GDP能耗定比计算，我们要节约6.5亿吨标准煤，如果按实有速度测算的话，还要高。我们和“十五”做一个比较，“十五”期间的GDP增量是5.7万亿，“十一五”期间按7.5测算的话要6.8万亿，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现在经济增速已经达到10％以上。能源消费增量按节能20％来控制的话，“十五”是9.2亿吨标煤，实际的增量，按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话，是3.26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在“十五”是1.6亿，弹性系数是1.04，我们要降到0.37。因此，节能降耗的形势很严峻。结构节能占70％左右，要完成的任务大概是4.55亿吨标准煤，而我们现在的重工业化趋势还在发展，所以要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道德约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把价格的作用发挥出来。

首先价格信号不仅能够激励节约，还能激励技术进步，因为能源价格提高了，企业就会开发节能的新技术。有人担心，资源价格上涨之后，低收入人群怎么办？调价后的收益可以通过制度设定转为国家所有，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技术开发，还有一部分可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较低的资源价格客观上刺激了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理顺价格，同时适当放宽垄断型资源行业领域的市场准入。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这种投资过热、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管制要素价格，而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文章认为，应冻结汇率来调节生产要素价格，这种要素价格的调整有利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当然，应该承认，我们的要素价格太低了，被扭曲了。

第二，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调整汇率上我们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冻结汇率，或者冻结价格，因为我们的资源价格是管制的，市场竞争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冻结价格来动汇率，也可以既动价格也动汇率，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我们必须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第三，资源产权制度。现在财政部在山西、内蒙古做“有偿使用制度”的试点，你要想获得开采权，必须上牌照，不是无偿取得的，资源的产权制度要明确。

第四，财税体制。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地方的相应减少，但是财权和事权结构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存在缺口，这个缺口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比如公务员涨工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财力，只能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种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刚性的，转移转过去就发工资了，怎么样办社会事业呢？因此，我们要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多数地方来说，政府收支缺口无法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加大税收的力度，发展重化工业，使增值税的收入增加，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这就使产业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受到了制度性的约束。从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到现在已经13年了，财税体制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一次战略性调整的阶段。怎么调？一、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规模，比如义务教育。二、增值税转型。三、开征资源税、环境税。四、整合专项转移支付。还有主体功能区、预算管理制度、环境税制度，都需要研究。

第五，行政体制改革，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而其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还不到位，我们要在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规定，使决策、执行和监督适当分离、相互协调，建立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

最后一个，微观基础的问题。有了价格信号，市场主体会不会不起作用？尽管价格扭曲被校正，由于企业缺乏刚性约束，它根本无所谓，利率上涨我照样贷款。微观基础是很重要的，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现在民营企业的企业治理结构就很规范。我们的企业很分散，怎么样提高集中度，提高规模经济等，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