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随着三大国有银行在香港和上海成功上市，这些银行不仅从市场上募集到了大量资金，蒸蒸日上的上海股市也把它们变成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几家银行。在当前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情况下，从市场上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如何使用，已经成为三大国有银行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化解这些困难，工行、中行和建行纷纷将其发展的焦点转向海外，工行最近已经在美国和俄罗斯申请银行业务牌照，建行和中行也正在寻找海外发展机会。

可以说，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要发展，要成为国际性的大银行，都要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通过资产扩张、业务品种增加和提高市场份额等方式走向世界，对外国银行进行并购重组。例如汇丰银行，就是通过海外并购重组扩展自己的金融服务领域，最终由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地区性银行扩张成为全球性银行。目前汇丰银行已经在世界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３０００多个机构。

同时，银行的海外扩张和并购重组也是提高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如１９９９年德意志银行并购美国信孚银行后，德意志银行的每股收益从１９９８年的３．５欧元上升到５．０５欧元，２０００年进一步升至９．０２欧元，使得其２０００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了３９％。并购完成后的第二年，其投资银行部门就创造了整个机构５０％的利润，而两年前其投行业务利润仅占２９％。

当然，在银行业海外扩张的历史上，失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各银行试图在不具备实力、不了解的情况下向海外放贷，其结果正如奥地利Ｂａｗａｇ银行打入美国那样——这次不幸的冒险在２００５年以瑞富Ｒｅｆｃｏ丑闻告终。

因此，银行的海外扩张是一柄双刃剑，而利弊得失还都与银行自身的经营特性有关。

比起一家制造公司的外国企业也许要历经多年才能实现１０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一家银行赴海外扩张看起来简单了许多，一两个月时间就能开设一个网点、发出诱人的利率宣传甚至贷出１０亿美元。这些业务最初看来有利可图，然而几年后，从发现贷款质量变差开始，慢慢就会看到其中问题重重了。近期汇丰银行在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上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当发现问题时，不良贷款早就形成了。

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特性决定了银行通过贷款获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带来诱人贷款机遇，而不是只寻求低利率的贷款对象的特许经营权或网络；二是拥有分辨好坏借款人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市场知识。

与市场经济中一般企业相比，银行是以货币资金为经营对象的特殊企业，它经营的是信用，是给风险定价。与主要从事非金融性业务的公司相比，银行有较高的金融资产比率；银行负债比其他大多数公司的流动性强；许多银行的负债是可交易的，甚至可以作为交易媒介；银行资产通常比其负债有较长的到期期限，因此流动性小；银行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杠杆效应。正是这些业务和资本结构上的特殊性才使得银行机构在经济运行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功能。但是，在银行行使资产负债流动性转换以及风险管理等功能的同时，银行业务却表现出极高的不透明性和资产负债结构的脆弱性，并引发了由一些偶然事件导致的银行系统性传染危机，严重威胁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银行业也就成了一个受到政府严格监管的特殊行业。正是银行机构的高资本杠杆、业务的不透明性及严格政府管制等相互关联的特性，为银行业的海外扩张增加了种种困难。

从表面上看，三大国有银行通过这几年的改革上市，银行的资本充沛了，银行的利润水平提高了，银行管理能力上升了。国有银行到海外扩张，既可以借鉴国外银行的创新成果，改善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寻找银行发展的新赢利模式，可以突破国内市场限制，扩大市场占有率，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筹集到更多成本较低的资金，实现规模经济，又可以广泛参与跨国银行业的竞争与合作，更快更好地学习外国银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造就中国银行业高层次复合型的国际人才，还可以通过资金支持和信息服务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等。但实际上，国有银行要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则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与问题。

首先，从公开数据看，三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上市后，确实成绩喜人，但正如多次撰文指出的那样，国有银行改革可以引入国外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规则、产品与市场，但是要让国有银行的内在机制、银行文化及价值观发生改变则并非易事。没有后者的变化，国有银行想真正走向现代商业化与国际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要让一个运作机制上没有根本改变的国有银行进入完全市场化的体系中去经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银行交易的是信用，是在对风险进行定价。而信用交易与高流动性资产负债的业务性质决定了银行机构是一种业务高度不透明的企业，银行内部与外部、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存款客户之间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国有银行向海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扩张，国有银行面对着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企业、陌生的客户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尽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其利益，但仅是银行业务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就会为国有银行的国外经营增加一系列不可预计的成本。

第三，银行业是一个具有垄断色彩的行业，无论哪个国家政府都会对银行业强力介入，这使得银行业的利益冲突复杂化。比如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法人银行制度序列，看上去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但同样是中国政府保护国内银行业的一种制度选择。因此，国有银行在进入国外银行业市场时，无论是进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进入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银行都要面对该制度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如果国有银行进入这些国家却不能对其法律制度有透彻的了解，那将会困难重重。

当前，工行在美国和俄罗斯申请银行业务牌照，希望扩展海外业务，寻找新的赢利模式，希望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全球业务的国际性银行是件好事，也是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之必然。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准备已经做好了吗？例如，有没有一个全球布局的宏观规划？有没有一个网点地理分布设想？相关的人才又从哪里来？如果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未来快速海外扩张面临的困难将是不可预测的。

在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问题上，我们可以放开步子，可以积极尝试，但不能走得太快，不能走上日本银行业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道路。要多收集相关的信息，进行调研，要对所在国的金融法规与制度，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价值取向等有更多的了解。在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确定要进入的国家、进入规模及发展顺序，这样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可以说，中国银行业在进入香港时的成功对进入他们国家并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因为在香港有地缘、人缘等关系，而要进入其他国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因此，国有银行要进行跨国经营仍然要慎重。作者：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