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风暴”其实都是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的“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
自从松花江事件起，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增长与环境的矛盾短兵相接。
“在‘水’的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
《第一财经日报》：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身为环保总局的副局长，你个人对水污染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潘岳：22年前，第一次去滇池，作为环境方面的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水治理的报道。当时的滇池虽有些污染，但水质基本还说得过去。
22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报》头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绿油漆般的臭水冲刷着湖岸。那个口岸正是我当年去过的地方。
22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价值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的梦。中国今日之GDP总量、外汇储备似乎都证明了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严峻的环境资源现状(这在传统GDP统计中看不到)，会使我们警醒，现代化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第一财经日报》：“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结束。环保总局日前还公布了首批“解限”名单。让人担心的是，解除限批后，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
潘岳：4年以来，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其实都是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的“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
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需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经反复协调，“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终于出台了；环保总局前不久又和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了“绿色信贷”，环保第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成为一个“关键词”。
这只是开始。下一步，将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将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将联合商务部，限制不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
《第一财经日报》：建设制度比刮“环保风暴”是不是更难？
潘岳：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遭遇过挫折与失败，所以深知接下来的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急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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