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经济：GDP崇拜之痛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近千家乡镇企业，他们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进行着快速的非农化转变。

这些企业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达到发展的高潮，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苏南模式”一直是个寓意深长的历史符号。当年正是苏南乡镇企业的义军突起，带来了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变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作为奔小康的先行者，苏南的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就经济水准而言，太湖流域富甲天下，是全球第十九大经济区域，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准的近5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都有了长足进步。然而这次对于苏南模式的旧话重提，却多半是反思与痛心。

“当你只认GDP时，污染的高发期就会到来”，实际上，当大家只认GDP时，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走上歧途。

长期以来，中国普遍存在着“唯GDP崇拜”的观念。无疑，GDP是一个好东西。它是一把国际通用的尺子，公平衡量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标准。GDP越高，就代表着实力越强，地位越高，越受别人瞩目。

因此从建国初期，我们就一直用GDP来衡量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尝到了甜头。随着招商引资，兴建项目，政府有了发展的资本，人民也富了起来，我们需要用GDP的增长来让我们解决温饱，政府也需要用GDP来让人民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GDP的确有它的魅力。

那么，我们的GDP真的代表着一切吗？答案是：它也许涵盖了所有，却忽略了环境；它也许代表着增长，却不等于科学发展。

作为环保重拳出击的绿色GDP，可谓命运坎坷，濒临夭折。当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宣布选择10个省市作为“绿色GDP”的核算试点时，许多地方都有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当第一次报告发布后，许多地方已经是谈绿色变，想方设法要退出了。毕竟，剔除了环境成本的GDP会令长期以来依靠单纯的经济指标“升官发财”的人处于难堪的境地。因此，在绿色与政绩的博弈中，大家还是选择了后者。

监管：九龙混杂之乱

用“九龙治水”来形容现行的环保管理体制并不为过。

目前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这个部门管调水，那个部门管污水处理；这个部门管农业面源污染，那个部门管工业污染；这个部门管技术资金，那个部门管发展资金。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了“责权利”的不统一，从而形成了各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的景象。

以太湖蓝藻的事件为例。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也围绕其周。这次虽只有无锡爆发严重灾难，但水体污染的制造者肯定不只无锡一家，但这种天然的行政区隔，却为周边诸城环保部门的监管带来了难度，也为他们的责任推诿提供了条件。大家都有份，却划不清界限，遇到了事故，也查不清责任，当然都逃之夭夭。而最终的结果，就造成了太湖人人用，人人污，人人弃之不管，太湖俨然成了一个难以溯及的管理盲区。

而纵观我国大部分的河流，哪个不是横跨多省几市，我们不禁要问，现行“九龙治水”的管理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因此，太湖治理的正确做法是保护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以维持其水质，而不是仅仅关注清除蓝藻，甚至也不仅仅是关注无锡城一时的水荒。

可是依照我们的监管体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地区之间的行政目标并不在一条线上，比如太湖防洪标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意见不一致，目前仍在协调之中。其次，涉及各部门的分工不合理也是问题的关键。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却由于城市污水和江河不在其管理范围，大量城市污水被直接排入江河而无法进行管理；河道虽属水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但河道水政部门对于水污染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因此，在治理太湖的具体措施上，这种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缺少统一协调的问题，将会大大阻碍对太湖的治理。如果无法打通区域和部门之间的隔阂，那么，再大的“流域限批”也管不了区域。

观念：落后自大之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1984年才出台。如果在30年前和老百姓来谈环保，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我们还没填饱肚子，哪有条件来谈环保？

但这种笑声却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愚昧和无知。的确，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通过发展来让人民填饱肚子。而且毫无疑问，发展也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那么，难道这就是一道单选题吗？选择发展就不能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

错，两者当然可以共存，发展和环境的博弈只是一个大小问题。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发展，就能实现在自然生态能够曾受的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在要找出“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的例子是一点不难的。

除了这道长久以来纠集不开的单选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类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动物，其余的一切都无法和人类抗衡。于是，整片的山林被砍倒，清澈的河水被污染，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导致了“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一说。于是，“征服自然”“无度地向自然索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人类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英国美丽的泰晤士河，在一百多年前，它因人类的工业文明成为了一条濒临崩溃的“黑河”。由于经济发展以及泰晤士两岸人口的激增，使泰晤士河水水质严重恶化。1878年，驶于河上的“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然而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生亡，甚至这黑臭的河水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四次霍乱。

人类是有感情的生物，而环境的抱负则是无情的。于是，在污染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再走一段漫长的“再治理”回头路。可这条道路却比之前那条艰辛数百倍，诸如日本，在6、70年代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后，又重新花了比原来多10倍的资本来治理恶劣的环境，这是多么不值的选择！

如果说当时发达国家占据先机，还有条件来先污染后治理，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目前，我们的能耗单位GDP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COD化学需氧量排放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江河湖泊70%受到污染，有三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如果还是坚持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等到中华真正崛起的一天，我们的自然环境就已经被我们糟踏的无法再去承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