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忙于做小生意，几个孩子在农贸市场空地玩耍，一块破木板成为他们争抢的玩具。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图为今年年初，四环游戏小组的志愿者带孩子做游戏。现在市场管理处已经关闭了这个活动场所。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谁让咱娃不是北京人。”

张燕主张在目前各方面长远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必须着手解决现实问题，建立以社区为主的非正规学前教育。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举家迁徙”趋向，家庭化流动意味着年龄小的孩子大多跟在父母身边，特别是像经营小摊商等职业较便于照顾孩子，导致了近年来城市流动学龄前儿童不断增加的趋势。

进入北京的农民工除了集中于加工制造工厂、建筑工地外，较为密集的务工场所还有一些综合市场。近日记者走进几个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场所，进行了北京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调查采访。

“我是北京人”

在桃红柳绿的什刹海西边不远处，掩映在一大片胡同其中的是一个拥有700多商户的北京四环农贸市场，全部商户均为外来人口。他们平均年龄30岁出头，呈家庭式迁徙，孩子都在3~6岁之间。

这里的商贩活跃着北京市场经济，丰富着周边市民的菜篮子，他们普遍来京时间比较长，基本都租住在周边的胡同里。

平伟光来自内蒙古包头，在这个市场卖鞋，租了相邻两个摊位，每个摊位月租金700元。他和自己的妻子轮流上货看摊。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即使想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也没法接送。”

32岁的黄传芝是河南人，到北京打工已经10年，做服装生意。她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女儿朱羽含考上大学，成为城里人。朱羽含很有语言天赋，学外语学方言都特别快。家长想让她当翻译。

“等到了入学年龄，我要她去上公办小学，北京的小学教育会比较全面，然后初中让她回老家上，北京不让参加高考，孩子回老家考，一定得供出来。”黄传芝算起教育账来毫不含糊。生活的磨砺已经让他们适应了户籍带来的种种不便，无力改变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适应。可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却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

六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张燕和她的学生在这个农贸市场组建了四环游戏小组，进行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探索，面向的教育对象是这个市场的流动儿童。教室设在市场的一个仓库里，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主题教育、户外游戏、做操和阅读等。除了进行幼儿教育，老师们还特别注重与孩子家长的沟通，定期召开家长会，并分发一些教育理念的宣传单，培养家长的教育意识。在一张宣传单上，记者看到里面既有关于外来务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新闻，也有一些教育理念的小知识和小游戏。

四环小组的志愿者吕萍在做游戏的时候问这些孩子是哪里人？剪着一头短发，个子高高的杨倩骄傲地大声说：“我是北京人。”其他孩子听她这样说，纷纷解释：“不是，老师说的是老家。”“问你从哪里来的，不是你住的地方。”

对于这些孩子，“从哪里来”和“住在哪里”是分得十分清楚的，杨倩依然坚持说：“我就是北京人，我妈妈说我就是这里出生的。”其他孩子开始急了，“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是北京人。”

杨倩的妈妈说无论谁问，她都回答自己是北京人。家长的一系列生活细节让“北京人“三个字在这些孩子心中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以化解很多烦恼。

在北京做小生意的徐州人朱希彪也为户籍烦恼，在他做生意的时候，他6岁的孩子就在一张椅子上写作业，很多人认为他的孩子智力超常，因为这个孩子很小就会玩魔方，而且算数特别快。让朱希彪闹心的是，这样好的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谁让咱娃不是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