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供着娃娃”
“供孙子上大学,将来看我们能不能也享点福”,张桂芳有着农民式的智慧,“儿子这辈家里穷,供不起,到现在还抱怨。”
2009年11月24日晚。清冷月亮孤悬夜空,67岁的张桂芳老人佝偻着腰,摸黑走回县城的出租屋,卸去肩上三五斤重的尼龙袋,嘴里直哈白气。堆在墙角的袋子里塞满了捡来的废纸、塑料瓶——这是老人每天徒步环绕县城一圈,翻遍全城垃圾箱的“成果”。情况好的时候,这些捡来的废品,每月可以换回300多元的收入。
张桂芳老人“点”(当地方言,意为租——记者注)的房子离会宁二中仅几百米。这片名叫西河滩的偏僻区域,近年租房生意火爆,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住满了学生和家长。即使房东们不断修葺新的房屋,依然供不应求。尽管租金低廉,但对于很多陪读家庭来说,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开支。
像张桂芳老人这样,来自乡村的陪读家长,大多聚居在学校周边。不大的会宁县城,业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
张桂芳需向房东支付每学期320元的租金,这项花销,自从大孙女三年前考入会宁县二中便开始了。这一年,这个农村家庭放弃了乡下18亩的土地,整体搬入县城。
农民离开了土地,生活成本立即上升。儿媳说,“跑得慢些,连吃的面都没钱买了。”
她的丈夫张玉昌,靠开三轮淘沙谋生,而她自己,每天要奔波于建筑工地和家之间,一边给孩子做饭,一边打小工赚钱。
在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张玉昌看来,这很像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如果输了,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他只能重返土地,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
幸好,他“赌”赢了。今年高考,他的女儿顺利考入甘肃省中医学院。
“我们会宁四五十岁的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当地方言,意指辛苦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记者注)供着娃娃呢。”张玉昌自嘲说。这位饱尝没有文化之苦的农民坚信,“只有让娃娃考上大学,才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
王富葙是土生土长的会宁人。据他观察,会宁的陪读现象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
“他们生活在底层,却升腾着一种希望。”这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会宁人渴望教育的心情,就像“渴望老天下雨一样”迫切。
32岁的农民张建国,已经等不到孩子升入中学,就迫切地把分别只有4岁和5岁的儿子、女儿,从农村带进了县城的幼儿园。他的老家,在韩集乡袁嘴村西湾社,那里没有县城才有的“漂亮的幼儿园”。张建国已经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守在县城,供孩子上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分信心来源于堂兄弟们的选择。明年,这个家族将有5个孩子角逐高考。无一例外,这5个高三孩子的家长均已在县城陪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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