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时任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表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因为我国二元城乡体制导致基尼系数偏大。如果单独核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分别低于0.4。

此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这个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尺子也从各种政府文件中消失。

但学者的研究却从未中断。1988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实一直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实估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李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中。

谁拿走了大头？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境内的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

杨重光的研究，或许能够解释王永松的疑惑。

“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看看这三组数据，答案就在里面。”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指着自己手抄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王永松的记忆中，政府收入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但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长杨重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发现， 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据陈志武的推算，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政府收入膨胀不仅表现为税收和种种预算外收入的激增，更为隐匿的部分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灰色收入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2009年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

王小鲁认为，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这种权钱结合的情形在房地产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表明，2007年，中国居民户均60%的财产来自房屋。作为中国居民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房地产也成为国内居民投资理财的首选。

2008年位于上海中心区徐家汇名为帝景苑的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

近年来政府查处的官员腐败案显示，涉案官员大都是炒房高手：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案发时，这位“炒房局长”拥有27套住宅，市值超过6000万；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被“双规”时，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

王小鲁认为，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并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房地产是观察中国收入分配一个窗口。”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位64岁的老人说，收入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政治问题。 ★（记者/周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