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来。”

“今年不回来了，忙不过来,今年金融恢复了，就打算不回来了，有了稳定的工作，今年可能不回来，情况要好点。”

2009年12月21日，四川省安岳县文化镇白平村书记唐招贵挨家挨户地询问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情况。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村有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因为失业，返回了家乡。唐招贵仔细地统计了一下今年回乡的情况，现在村里回乡的只有不到50个人。在四川省安岳县长途汽车站里也很难见到返乡的农民工。

四川省安岳县长途汽车站站长周生贵：“目前回来的，特别是南方的民工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回来。”

然而，一年前中国内地的劳务输出地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这是记者一年前在四川省金堂县拍摄的画面。一辆辆超长线客运班车往返于沿海地区和金堂县境内，这些从东莞回来的农民工都是在新年的第一天乘上返乡大巴的，他们中很多人告诉记者，这个日子，比起往年回乡过年的时候早了至少半个月。一场金融风暴迅速从华尔街席卷全球，来自欧美的订单锐减，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纷纷倒闭，裁员。失去工作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起行囊，返回自己的家乡。

“现在面临裁员，裁员，本来厂里只有100多个人，现在裁了只剩下80个人。”

记者：“那你现在是打算回来？”

“回来，不做了，没办法做下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统计，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这一状况，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国外媒体的无不担心大量的失业农民工回乡，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影响。2000万农民工返乡，当时的英国《泰唔士报》称：“这一数字甚至高过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澳大利亚总人口不过2100万。并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城镇失业人口。”《德国金融时报》：“经济危机也使那里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并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09年可能是新千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农村地区的发展形势很“严峻”。

的确，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返回家乡，这些人如何安置，成为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前往重庆湖北考察了解农民工返乡情况。并于2008年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这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此时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措施迅速启动，多管齐下保就业。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就业资金42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6.7%，增幅前所未有。要在扩内需的过程中扩就业，4万亿投资初步测算拉动非农就业5000多万人。

《纽约时报》2009年2月22日专门发表题为《返乡农民工》的署名文章，以湖南的返乡民工回乡过年后又继续返程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为例，认为“中国农民工的福祉已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报道提到，“为了缓解失业农民工的困境，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职业培训，扩大农村医疗保险和农作物补贴，确保回家务农的人也可以谋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达到1.5亿人，比去年底增加1157万人。到11月底，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13万人，预计到年底，全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将达到1100万人以上。

李义是长沙某物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今年12月份的一天，他和50多岁的母亲一道，来到位于芙蓉区的西子花苑楼盘看房，听了售楼小姐的介绍，李义告诉记者，无论是户型还是地理位置，他们都非常满意。

李义母亲：“周边的环境地段还可以，这边超市什么，大润发、沃尔玛，什么买建材都方便，这里也可以说是城中心了这里。”

在随后看房的过程中，李义和母亲不断向售楼小姐询问房子的细节，脸上难掩兴奋之情。看着买房给两人带来的巨大喜悦，记者没有想到，就在一个月前，李义家中的五口人，还全都挤在一套50平米的狭小房子里。

现在，李义一家人再也不用住在如此拥挤的房子里了，他们很快就能拥有一套140平米的房子，父母、夫妻和孩子分别拥有自己的卧室，也不用再担心上厕所排队的问题。但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李义要买的这套环境舒适、交通便利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说来其实是经济适用房。

2008年7月，长沙在全国率先成立住房保障工作局，并全面推行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规定具有长沙市户口5年以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城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5%(人均1010元/月)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都可以得到货币补贴。无房户的补贴标准为8万元每户，住房困难户的补贴标准为5万元每户。

中共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我觉得一套房子意味着一个家，一套房子也意味着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一套房子也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幸福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现在衣食住行，衣和食没有问题，行这些年通过努力解决的也比较好，真正难的，花钱最多的困难还是房子。所以我们讲民生，应该说住房是最大的民生。”

长沙的努力仅仅是全国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成员遍及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等17个政府部门；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2009年我国一共投入了1676亿元的资金，比2008年增长了5倍；在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又密集开出药方，为高烧不退的楼市降温，力度空前。

在政府着力改善民生的工作中，住房还只是其中一项，事实上，在今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

郑功成：“现在我们进一步把民生跟经济增长紧密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它标志着一个重视民生的时代，我觉得是民生的时代应该是真正到来了。”

我国政府关注和改善民生的举措，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为了人民的新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表示，“中国立足民生的救市措施，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记者见到了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周庆安，他告诉记者，在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周庆安：“就是在整个国际舆论当中，这些年来中国被提及的次数总体上都是向上走的，那么今年以来，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像《金融时报》这样的国际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不简单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一帮去在报道，而是把中国作为国际体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周庆安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增加上，同样也体现在报道内容的变化上。

“我们拿了7家国际主流媒体作为样本，那么不完全的统计，2009年整体的中国经济方面的报道已经超过了28%，这个比例在以往的几年当中，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国际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是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进行报道的，那么更关注我们体现出来的一些表象性的内容，比如说GDP的数字，比如说政策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年的整体报道相对来说更深入。”

这就意味着国际主流媒体在逐渐的认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间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上媒体关注度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外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描述，另一方面，中国也展开一系列策划活动，主动通过国际媒体提升中国形象。从2009年11月23日起，一条长约30秒钟的“中国制造”宣传片开始在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美国频道、美国头条新闻频道和国际亚洲频道播放，为期6周。这条宣传片由商务部委托制作，旨在提高中国产品在实际上的形象。

这个广告Made in China，这个广告从投放的效果来说，当然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我们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中国制造还有很多问题，尤其在西方世界当中，它的看法确实有很多是跟劳动力密集型、价格低廉联系在一起，但这种主动设置的本身的意识，其实代表了中国已经开始，除了有钱之外，已经开始有智慧或者想办法在国际舆论当中投放自己的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看到的变化。

周庆安还告诉记者，国际传播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2009年，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得到大幅提升。

“应该说就是2009年中国国际传播力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种提高当然也得益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国际环境来说，由于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加深，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头率先增加，率先起稳回暖，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使得国际媒体更重视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因素。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主观上头的一些变化，就这一两年来，中国在整体国际传播力上头的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

从总体上头来说，国际传播力的提升，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一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