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之三：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提起包产到户的“专利”，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非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莫属，然而最近本刊记者发现：在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地方与小岗村争夺“知识产权”。有山东学者讲，山东一地先于小岗实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山东人的“争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称浙江台州白水洋镇的皂树村更是先于小岗10年实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历史本刊记者方知，他们的话也许并非妄言。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实行过包产到户，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有个别地方像皂树村那样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试验，在全国几乎没有示范意义，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深度试水”的这项改革，虽然效果显著，但给基层政府运转造成的暂时性压力很大，面上铺开时遭遇重重压力。如果不是决策层的痛下决心，这项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区，甚至会“胎死腹中”，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会因此项改革半途废去而愈演愈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小岗村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恰当时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最终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互动晚了好几年，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国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异军突起”。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搞活以及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其“负盈不负亏”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企业出现了“厂长在一个铁桶，厂长不在一个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比喻：乡镇企业好比“李闯王”进京，不知江山还能坐多久。

对于乡镇企业集体办的种种弊端，苏南的基层干部其实最清楚，他们也试图进行改革以突破重围。但是，每当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有些人要继续扛着“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为苏南“五只虎”之一的武进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乡镇1993年对全部乡镇企业作了资产评估，其中106家实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业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进行资产评估时，前者净资产从改制前的8600万元上升到1.6亿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税收、规费及利润都增长50%以上；而后者净资产从2000万元下降到1200万元，损失800万元，经济效益指标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几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大解放，苏南上下才达成共识，形成互动，各地在改制中也开始由抛“骨头”到放骨干，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企业改制。张家港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95%左右，其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换的企业也近九成。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企业普遍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企业效益也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启迪之四：分散决策，允许多种探索和不同发展模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这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简直太熟悉了。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号令全国的发展计划，其他人只要严格执行就行了。这样的体制，是绝不允许出现“另类发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边的“计划”之中。

改变和突破，又是出现在“大包干”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水火不容的时候，中央没有像过去一样，依靠强大的组织、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许试验、探索的办法，从默许，到赞赏，再到推广。有人幽默地总结，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开明态度，才有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根据这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表述了当时带有某种情绪化乃至火药味的激烈争议。

在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就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再没有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那样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模式顺风顺水，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旗帜，引起全国一轮又一轮“取经热”。而当人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温州模式又取代了苏南模式被人们奉为圭臬。

针锋相对的观点、水火不容的争论，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固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争论归争论，两种模式却始终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们“大一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倒是他们自己博采对方之长，弥补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苏州学习温州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经验，使全市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温州大力学习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

前不久，来自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联系到苏南采访，他们报道的主题是“新苏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想法刚一提出，就被苏南一位领导泼了一盆冷水：苏南现在已经进入“无模式时代”，因为模式意味着僵化、不变，而现在苏南是与时俱进，再不想重蹈用一个模子套住自己手脚的覆辙。

从改革开放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一统天下，到今天苏南的无模式时代，昭示出了人们在发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江苏省近年来崛起了“四小龙”，即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其主要标志是2002年这四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同时越过了40亿元大关。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四小龙”虽同处苏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苏南模式”的束缚，却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江阴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处于全国同行业老大地位的“龙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他们“公开叫板、明枪交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追赶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多年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的宗旨，不事张扬、不做表面文章，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为殷实的群体。

江苏“四小龙”的实践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只能借鉴，不能“克隆”，照抄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30年农村改革中为后人留下的“经验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