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避战火远迁台湾

1948年，战乱之际。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回忆，当时战事对国民党很不利，“他们步步退缩。”那时，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里已经传言南京危急，要把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物搬移，“只是具体运到哪儿，还一时没有决定，后来觉得大陆哪个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觉得应该运到台湾去。”

反对声也有。“他们认为文物不应该这么折腾。我父亲觉得战争与文物势不两立，应该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谟说。

迁台的决定最终还是下达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商定选择故宫精品，以600箱为范围先运到台湾，而以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为主。

对于文物迁台，李济曾在与朋友交谈中表明了他的心迹：“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12月22日，“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连同毛公鼎在内的文物，以及李济等人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李光谟清楚地记得，船是登陆艇，并不太大，不过船舱内有较大的空地放文物。“中鼎号”载运了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共计772箱。所有的文物装在木头箱子里，“各个单位都有老技工，他们用好几层油纸包裹文物，甚至还考虑到从高处摔下不被弄坏。”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抵达台湾基隆港。随后，这些文物又被运到台中，暂时放在铁路库房中。

对这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颇有感慨：“那时去台湾的很多专家，觉得在台湾呆不了几个月就会回大陆，结果几十年终老在台湾了。当年很匆忙，很多人都没来得及跟自己的老母亲话别，随随便便拿了点东西就去了台湾，想着几个月后就能把文物重新带回北京故宫，没想到一去几十年。”

毛公鼎成永不更换的展品

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台湾新竹县的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此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抵台湾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运到台中糖厂，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没有更多的库房，文物不能展览，也没有办法保护，文物专家们又找到了台中的雾峰乡北沟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还留在杨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从台中糖厂运到了雾峰，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多年，一个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也成立了。

1957年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毛公鼎又开始落户在这个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新家。此地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965年台北故宫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台北故宫建立时就已经考虑了现代化的展陈条件，由于毛公鼎对湿度特别敏感，所以毛公鼎陈列处特别考虑了湿度，而温度一般控制在20多度左右，”丁孟指出。

由于毛公鼎铭文解读容易，学界对毛公鼎的研究主要放在断代上。丁孟表示，毛公鼎铭文上只记载了“王”，但具体是哪个王，学界对此经过一番研究。最初，有说法提出是周厉王，不过后来越来越多考证支持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期所制，这也成了主流说法。

当然，毛公鼎的传奇也不仅限于学界。为了让普通民众对毛公鼎有更多认识，台北故宫于2005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中，就将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

C14、C15版采写本报记者李健亚

本文感谢以下受访者：丁孟(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研究专家)、李光谟(中国人民大学离休教师，考古学家李济之子)、周兵(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刘庆功(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本文图片及部分资料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九州文化传播中心、良友(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良友纪录片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