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外景。

另一个故宫，在台北。

1948年12月22日，南京下关码头，中鼎号军舰辟开凶险的海路，四天后，712箱文物到了基隆港。此后，海沪号国宝3502箱，昆仑舰1248箱，陆续漂洋过海。集体大迁徙的65万件文物大都来自北京故宫。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火，它们曾被迫南迁，之后到了南京后又“马不停蹄”迁往台湾安家。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自此，海峡两岸，一宫两院。

今天的台北已不再遥远，有关台北故宫的人和事却依旧在历史的烟尘中。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三希之首的《快雪时晴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它们，整整60年的相隔，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了揭开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和他的团队再次打造了《台北故宫》，本报也回访当年的当事人和相关学者，还原出这些国宝的故事。不同文物门类的顶级国宝的身世、流转及台北故事都将得到解密，毛公鼎的离奇收藏史，汝瓷中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与粉青莲花式温碗的“争锋”，“三希”《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伯远帖》的隔岸相望……这些国宝自身的“讲述”，讲述的是一个鲜活的文明传承史———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让历史延续，薪火相传。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时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故名“毛公鼎”。

497字铭文奠定国宝地位

1843年，道光23年，陕西岐山的庄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有着2800年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研究专家丁孟介绍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对铜器就极为重视，到了乾隆更是对金石学进行了大力度的推动，当时的官宦阶层对青铜器都极为重视。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更可贵的是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的铭文(也有说法认为是499个字)。

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宝。要知道，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价，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咸丰二年，即1852年，清朝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从一户姓苏的人家买到毛公鼎。陈介祺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

此后，随着满清王朝的彻底覆灭，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国人于天津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得知，叶迅速和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叶恭绰将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园”。

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为查访毛公鼎的下落，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

住在香港的叶恭绰万分焦急，他委托友人设法仿造了一只铜鼎，交到日本宪兵队。而真正的毛公鼎则偷运出上海，秘密带往香港。

后来，上海富商陈咏仁表示愿意以300两黄金买下宝鼎，并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