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嘉绒藏族传统服饰变迁的原因
一般来说,文化变迁往往是由外部刺激和文化内部的发展而引起的,这两个方面经常是同时或先后发生并相互作用的。具体分析嘉绒传统服饰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传播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传播理论,传播造成文化变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接触传播,即不同族群文化间依据地理位置的接近,借助于文化或经济的媒介将一种或几种文化因子从一地向四周传递,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不显著,先总是由局部变化开始,然后逐渐加强向外渗透;一种是迁移传播,由拥有这种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迁移,将该文化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其特点是变化快、影响大。嘉绒服饰的变迁不仅有缓慢的接触融合,也有快速变化的迁移型传播。第一,嘉绒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在漫长的部族演进过程中古代夷系和氐羌先民等形成了朴素的、实用的服装和装饰风格,相互问得到了初步交流。第二,吐蕃东进对诸羌部落进行了长达200余年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但这种融合由于远离藏族文化核心区,处于势力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带,“吐蕃并没有彻底征服嘉良夷,使其保存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形成一种被藏族同化而未全化,与藏族融合而未全合的民族特殊区域”[13],故而嘉绒服饰既有吐蕃文化因子又保留了自身服饰文化特点。第三,汉文化的影响,早在秦汉时期,这个地区就与中原建立了臣属关系。唐以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清代以来,汉族人口大量迁入,逐渐形成汉藏羌杂居地区,嘉绒服饰开始汉化,“男子衣服与汉人同,惟女人装束头部与西番相似”[14],汉族服饰逐步在嘉绒地区得到普及和流传。第四,与周围异族或族群的联系。唐以后,汉、藏、羌民族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服饰在长期交往接触中互相渗融并加以发展。黑水、马尔康等与安多牧区相邻的嘉绒服饰则带有牧区服饰的特点,显得宽大、结实。邻近羌的地区,如汶川一带的嘉绒服饰样式与羌族的差不多,色彩喜用大面积的蓝色,衣襟边缘镶以宽边等。
简言之,嘉绒服饰变迁过程中两个重要时期皆缘于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即吐蕃与中原汉文化。吐蕃文化的传播始于吐蕃的统治时期,大批将士驻留在嘉绒地区,与当地诸羌居民相杂处,并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彼此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从而使嘉绒服饰与藏族主体服饰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嘉绒能够吸纳藏族服饰文化因子而呈现“藏”化,其原因有:(1)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背景。(2)自吐蕃建立以来,嘉绒地区以经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结构与吐蕃是相同的。(3)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形成了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以及审美情趣。中原文化的影响导致嘉绒服饰发生重大变迁是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如前述,清朝为了加强统治,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内地先进文化、风俗习惯也随之传入,在此后的100年间嘉绒传统服饰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经历了强制变革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以上两个不同时期的服饰变迁都与外来民族人口的大量移入有关。外来文化相对于嘉绒来说处于强势地位,正如伍兹所说“接触本身可能导致文化的分化,特别是在征服状态下,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更是这样”[15]。这种文化借取主要表现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地区文化的吸收和采纳,而反向的借取不明显。
2、社会制度变革与转型
变迁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但这并不否认在历史的某一具体时期,文化又可以是均衡稳定的,它的传承特征明显于变迁特性。民族服饰传承基础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阶级差别。众所周知,服饰具有调适其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阶级分层等社会功能,在阶级社会服饰具有阶级性。嘉绒社会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制(土司制),社会内部等级森严,表现在服饰装扮上有着严格的规范,服装样式是没多大差别的,主要差别为材质和佩饰的不同[16]。这些服饰习俗规定着人们的服饰行为并深入到心理,成为制约服饰发展的力量,而服饰的变异往往首先出现在统治阶层服饰的改变,所以,当环境发生变化,最大利益代表者首先作出反应,服饰便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再影响到这一民族的更多数量的群众。另一方面,这种领主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与外界接触。因此,元明及清初时期,土司制度的延续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服饰均衡稳定的特点。清代改土归流以后。社会形态结构发生变化(虽然保留了土司制度的内容),使得地主经济得到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时,汉、回等民族的大量加入,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阶层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汉、羌、回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嘉绒服饰文化的变迁,文化强制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或变得中性,而审美的功能则突现出来,随之着装习惯和心理也跟着发生变化。
现代嘉绒服饰的兴起,是现代生活方式和旅游业经济博弈的结果。随着嘉绒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价值观念的更新,人们与外界接触和沟通日益频繁,除农牧经济之外还兼营多种经营,其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这种变化对嘉绒藏族服饰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间的扩展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服饰作为族群之间以及个人在社区环境中的区示性等社会功能逐渐弱化乃至丧失。传统服饰质料厚重、结构繁复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不方便做事”、“不舒服”常常成为不穿传统服饰的缘由。由于汉装轻便、省事、时尚,款式多样,符合人们审美愿望和求异心理,因而受到青年人的广泛喜爱。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旅游产业不断升温,旅游业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那里的人们又重新穿戴嘉绒传统服饰。嘉绒服饰典雅大方、款式独特,自然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在有游客聚集的景点,几乎都有租服装照相的摊点。不仅如此,嘉绒服饰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服饰相应出现了一些变化,服装质料更加现代多样、结构变得简约而方便,服饰搭配也更随意,穿着时有的只在外面套上嘉绒标志性的“三片”(头帕、前后围各一片)。当然,服装的选择与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关联。另外,在特定的场域,如婚庆仪式、节日活动中的盛装,表达的是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因此,与日常装相比盛装变化更为缓慢。在旅游景区,传统服饰虽然也是一种文化表达,但展示的内容和形式却“符号化”了,让游客感受到的是一种变异的“异文化”,而非原生态的服饰文化。
3、经济发展水平
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直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嘉绒地区历来属于边徼之地,长期以来,嘉绒地区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相互间纷争、兼并时有发生。虽然地理位置处于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的边缘,但仍属深山峡谷,气候寒冷,自然条件艰苦,加上交通不便,就造成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致使社会发展缓慢。川西藏汉贸易虽有上千年历史,但川西北藏区社会发展缓慢,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不高,加上手工业尚未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产品交换仍不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嘉绒服饰之所以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随着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业经济进一步繁荣,嘉绒服饰在衣料、服装结构以及装饰上出现了一些变化。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服饰功能从实用向审美的转变。由“褚巴毪衫”到锦衣布袍以及服饰制作上传统手工业被现代工业生产所取代,发式从挽髻到辫发戴头帕的变异,以及跣足到穿草鞋、布鞋、皮鞋的变迁,嘉绒藏族服饰中异质文化因子慢慢消失,都与经济发展分不开。
三、结 语
嘉绒藏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从其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来看,均衡稳定是相对的,而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嘉绒服饰在远古时代变迁徐缓,相对稳定,到了近代以后,服饰变迁的进程明显加快。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嘉绒由于处于文化边缘地带,因此自身文化丰富且具多元文化特点,在文化的选择上也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嘉绒服饰的变迁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汉藏文化渗透融合的过程。服饰的变迁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是徐缓的,但就某一历史时段来说也存在快速的变革。当外来文化以其显著的优越性或政权的强制性辐射和覆盖该一族群文化时,文化变迁表现为剧烈的变化,在这样的物质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服饰首先发生变革,这是文化变迁中的普遍现象。从此意义说,物质生活的服饰又是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总而言之,嘉绒藏族传统服饰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其服饰的创新和变革既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也应是适应社会变化的主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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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11-26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2006年校级重点项目“川西北羌藏服饰艺术审美与历史文化研究”(编号:06wk00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玉琴(1970-),女,四川温江人,四川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族服饰文化研究。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来源: 西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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