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广东商人眼中的上海妹

至今，九十年代初一个圣诞节期间的两次际遇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广东潮州市潮州宾馆。应当地朋友之邀，我在一间中国宫殿式的大厅里宵夜。一壶茶、一道道点心，大厅中间是低平的歌台，当地人称之为听歌。

歌台的追光灯亮了，主持人操着潮州普通话说：“今夜良宵，上海红歌星陈小姐为我们献歌，现在，我们欢迎这位漂亮小姐!”

顿时，口哨声四起。广东人以特有的欢迎形式向这位上海漂亮小姐致意。

随着高勒克司追光灯的摇曳，“阿拉”的陈小姐款款步上歌台，甜蜜的微笑朝向这个喧嚣的大厅。坐在前排的我注意到，这位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漂亮小姐”的面部肌肉在微微地搐动，不知道能不能用强颜欢笑来形容。

明显走音的《潇洒走一回》在听歌大厅的“滚滚红尘”中飘荡，她的歌声远不及她的容貌，但是，一曲终了，十几个广东人奔到歌台前，围着这位上海小姐朝她丢钱，如同阔佬向乞丐施舍一般……

我点了一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伴奏乐响起，陈小姐以凄凉的声调唱起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许她太投入，眼角渗下了几滴泪花。这时，陪同的广东朋友对我说：“你这个同乡也太损人了。怎么说呢?广东商人在上海发大财买洋楼，上海小姐却在广东当歌女……”这位广东朋友没说下去，可是，作为同乡的我心头已是沉沉的了。

两天以后，1992年圣诞夜。3位数以上人民币的入场券使绝大多数上海人在这个“平安夜”同慈祥的上帝暂时分别。是晚，我在上海五星级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又目睹与广东人有关的如下一幕：一位年逾半百宽脸低鼻的广东商人，在两位显然是他的上海销售商店经理的陪同下来到了圣诞狂欢大厅，簇拥着他们的是五位亭亭玉立美色尤人的上海小姐。《平安夜》的乐曲奏响了。这位来自广东东莞、在上海商界颇有名声的“进口休闲鞋大王”，轮番搂着上海小姐翩翩起舞，那两位看上去很是精明的上海商店经理不时地为广东老板的舞姿鼓掌，使人联想起“财大才能气粗”的话来。

身材短胖的广东商人累了，终于瘫坐在硕大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凝视着这如痴如醉、如梦如醒的空间，他啜了一口洋酒后感叹地说：“上海，真是个好地方!可惜我只是个上海的‘新移民’。”岂料，他的那位上海舞伴语出惊人：“老板，你是上海商界‘大哥大’!”

广东人，上海商界“大哥大”?!

1982：闯荡上海滩的广东“赤脚医生”

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实，回顾是必要的。对于广东商人而言，大上海何时开始成为他们淘金的乐土的呢?

“我们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的进军号后，我们这批广东种田人成为搭乘‘先富起来号航船’的第一批乘客，而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上海人还捧着铁饭碗、围着大锅饭转，我们赢得了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以十分亢奋神态说这番话的是那位在上海蜜饯市场占有五分之一地盘的广东潮州周老板，跨出“潮州门槛”使这位昔日潮汕平原的赤脚医生成为今日上海虹桥开发区高档外汇商品房的主人。

“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就是政策的倾斜线吗?”我对这位已在大上海取得年营销额9000万元的广东商人说。

“没错，政策倾斜线是我们致富的生命线。”周直言不讳。

1982年，刚刚放下“春苗”式红十字卫生箱的周还只是一位24岁的青年，“春苗”失去行医资格，同时意味着周将回到农民的行列。在人多田少的潮汕平原，“田里没有金子”是一句人人都知晓的老古话。

和当地大多数人家一样，当时的周家门口也有几口大腌缸。每年，橄榄、梅子、桃子等水果登场时，把吃不了的水果整理后倒入腌缸，制后的凉果可吃一年，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那几十年，这凉果不准上市场，一家人哪里吃得了这么多凉果?多少年来，周看到凉果就难受。

那年秋天，在家闲得发慌的周在镇上喝早茶时听人说：“上海人把凉果称为蜜饯，男女老少都爱吃，根本不管这凉果腌缸里有蛆有虫。”回家后，周东拼西凑筹集了70元车马费，从家里扛了30公斤蜜饯闯荡大上海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时别说潮州附近没有机场，就是有机场我也坐不起飞机啊!那年头到上海可真是受苦受难，坐长途汽车颠了二天才到厦门，又坐了一天一夜乱哄哄的硬座车厢才到上海，下了火车，蜜饯都快变质了。这日子可真不是人过的。”时至今日，周还念念不忘那艰难的起飞。

出了当时的上海北站，周扛着一麻袋蜜饯直奔对面那家很大的食品店。哗!蜜饯柜台生意还真红火哩!可是，商店那位戴眼镜的经理十分严肃地对周说：“没有国营集体工商执照，什么生意都不能与你做!”

一连走了好几家，经理的回答几乎是相同的。

这一晚，周是在南京路的屋檐下度过的。守着一大袋蜜饯和不到一半的车马费，他犯愁了。

天无绝人之路。翌晨，一位潮州同乡和他相遇。当他扛着麻袋跟随着同乡走进淮海路一家食品店后，奇迹发生了：同乡向商店经理出示了广东的营业执照，报出了银行帐号，当场开出批发发票后，30公斤蜜饯立即成交了。30公斤蜜饯卖了168元，同乡付给周100元现金后走了。

虽然100元对于当时的周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但是，更使他振奋的是同乡凭着一张乱七八糟的营业执照在十分钟里赚了68元，赚钱就像魔术师一样。

周花了2元人民币以国际饭店为背景拍了一张彩照后速速地回潮州去了。他发誓：我也要当赚钱魔术师。

“那时候，你们上海要取得国营或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比出国护照还难。可在我们广东，无论何种性质的营业执照，只要你提出申请，工商部门都有求必应。当时，我一口气就办了3张，有国营性质的，也有集体性质的，有生产型的，也有经营型的，上海人要哪种，我就出示那种。”今天，周神抖抖地说。

真该轮到周发财。1982年12月，当周以平均每公斤0.90元人民币的成本在家乡收购到近1吨的蜜饯，正为赶在春节旺季市场前赶运到上海而缺少运输工具着急时，潮州到上海的长途零运班车开通了。周从包里挑出一张国营营业执照，立刻享受到运费优惠的“政策”。

货到上海，由于周持有各种“版本”的营业执照，他的蜜饯生意格外红火，除去各种开支，净赚1500元。这是他过去背“春苗”卫生箱6年的收入。从此，沿着政策的倾斜线，周老板成了上海蜜饯市场的大王。

在潮汕家乡，他至今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蜜饯生产厂，他仅有一个早在9年前就租下的一间生产队的库房，门口挂个“凉果收购站”的牌子。可是，在他上海的公寓里，他至少珍藏有10张各种所有制性质包括中外合资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每天傍晚，他根据上海蜜饯市场的销售动向，让他的秘书(当然是上海人)编制生产计划(谁说市场经济没有计划?)向家乡电传。与此同时，潮州每天发往上海的长途运输车队中有一辆车是周老板包下的。

1989年，上海有关部门以违反工商行政法规找到了周老板。因为，按照上海政策，长驻上海从事销售业务的外地企业人员必须在上海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早有准备的周老板回答说：“我一没在上海开销售发票，二没在上海挂出经营部牌子，三没在上海设仓库。仅仅是长驻上海摸摸市场行情而已。”说完，周老板递上了一直捂在包里的广东潮州市有关部门的外运证、核价单。你要啥，他有啥。

周老板仅仅是一位较为成功的广东商人，在大上海他的同乡中，他还绝对算不上辉煌。

大上海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惯性和广东改革开放领先一步的政策优势，是时代对闯荡大上海的广东老板的恩赐。一条明显的政策倾斜线为广东老板在大上海划出一条金灿灿的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