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批判与反思

苏商重新走进公众视线，是上世纪80年代。

其时，中国人终于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那时贫穷犹如一根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让人疼痛不已。著名诗人舒婷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向往：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那个时候开始，苏南以上海为依托，乡镇企业大行其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宽松的商业政策让苏南的乡镇企业狂飙突进。

“那时候，我们这里绝对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苏南的整个农村都在办钢铁厂、五金厂。”9月初的一天，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对本报记者说。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些？因为种田实在赚不到钱，搞小工厂之前，我们全村人拼死拼活干一年，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元，而只有20个人左右的小五金厂轻轻松松一年下来也是24万元的产值。”吴协恩对本报记者说。

当时苏南乡镇企业所采用的是“大集体模式”的发展之路，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老板。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阶段，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灵活的运行机制，苏南的乡镇企业显示出了蓬勃活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苏南模式”由此走向下坡路。

“一定意义上讲，苏南模式自打开始就已是先天不足，那时很多的乡长、镇长同时担任企业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导致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而直接任命的干部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和积极性。”苏商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成志明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海江向本报记者回忆，那时候更多的企业主白天在工厂为政府打工，晚上回到家则为自己做事，原料都是从工厂里拿，三五个人便匆匆开工，为自己的小金库添砖加瓦。“这样下来，不仅工厂得不到良好发展，家里的小作坊也做不大，都耽误了。”周海江说。

1994年，宏观调控开始了，企业普遍资金吃紧，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遭遇严冬，不得不进行改制。到了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达乡镇企业总数的93％。至此，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

近年来，外资占苏州的GDP总额为70%左右，剩下的才是本土企业所贡献的。专家们认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老百姓实际收入未有太大提高，今日的苏州已经沦为世界工厂，如今的苏商们在外资包围的缝隙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