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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在这3个课题当中，同样是每个题目都分给几家研究机构做，他参与了其中“十二五改革思路”的课题研究，此课题是在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司的统筹主导下进行的。
这属于国家“花钱”购买“公共决策知识”，胡鞍钢介绍说。在这20个月里所进行的，是对国家权威专家思想的集中演练，也是各项课题的大展示。
以“十一五”期间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课题为例，国家发改委拨付6万元经费，发改委宏观院给予6万，国土所也拿出6万，以这18万元为基础，发改委宏观院拨付约10万元的调研费，整个课题的总体费用约在30万元。到“十二五”，国土所承担的这同一个课题经费进行了压缩，总额为不到20万元。
“十二五”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的课题组共由十人组成，最后形成的是一份242页的课题报告。
“多对一”和“一对多”
在整个“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汪玉凯算是最为忙碌的专家之一。从2008年年末开始，他陆续接到了来到中央和国家不同部门关于“十二五”的多个委托课题，对于他这样的专家而言，属于典型“一位专家对多个课题”，在“十二五”建言过程中，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他现在仍然密切关注着“十二五”的各项进展。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10月18日就开完会回来，随后就会召开一个“十二五”规划行政体制改革趋势的会议，他说这个会肯定要在五中全会闭幕后才能开。
这个会议是他所承担的课题的后续修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十二五”规划从“建议”到“纲要”的开端。作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也是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秘书长，他主笔了国家发改委在2008年末、2009年初委托给国家行政学院的“十二五行政体制”的战略课题。
就在最近，他应国家发改委之约，给对方发去了这个课题的2万字的压缩稿，而完整的研究稿件在去年10月就已经完成。在那个时候集中上交的前文所述的一系列课题，都被汪玉凯称为“发改委的一批课题”。
这是汪玉凯所承担的“十二五”的第一个课题，“我是这个课题组的副组长。”他说。
在“十二五”规划这个复杂的研究体系里，最初由国家发改委规划司进行实施层面的总规划。“与此同时，专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做细致的调研，布置很多课题，借助各方面力量，每个单位调研之后拿出方案，把很多事务分成很多课题，再组织很多专家深入调研。”汪玉凯介绍说。
同一个课题也同时委托给了几个智库机构进行研究，比如行政体制改革课题，除去国家行政学院之外，就还有清华大学也在进行研究，这就形成了“十二五”课题的委托的“多机构对同一课题”的格局。
“就我这个行政体制改革报告，递交给发改委，能吸收多少，这很难说，在发改委委托的课题之后，中央还可能再布置一些题目，让好几个机构一起来做，我们学院后来又参与了两个课题，这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层面进行委托，这两个课题研究也于2009年9月份完稿。”汪玉凯说。
在“一对多”的格局下，汪玉凯在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的两个职务之外，还是国家信息化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全国50个具有此身份的专家之一，他负责为“十二五”信息化建设提出思路，尔后进行专家汇总，再报给中财办。“这是发改委课题之后的事，我是参与讨论，成稿不是我，我是多个专家之一，最后的文稿由秘书班子来整理。”他说。
而在“多家机构对同一课题”的“多对一”框架之下，“十二五”信息化建设的课题，又同时由工信部直接负责参与研究。
“‘十二五’的规划是分好多个层次的，既有官方的，依靠各个部委，发改委来牵头，同时也委托智力资源，研究过程是高度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最后到中财办和国办这个层次，当然与此同时，也有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的调研。”汪玉凯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