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国家保障”的稳定性强化了 “官本位”思想
就业环境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总量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要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来弥补,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而在当前的职业世界中,公务员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福利、地位、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仅仅是普遍中的典型案例,其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并获得重用提拔,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像毛主席说得那样“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现代中国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官本位”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现象。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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