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责怪群众的“合理联想”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对记者说，自己的女儿行事低调，“在外面从来不说爸爸是做什么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与“官二代”称号保持距离的自保之举。

“官二代”如同“富二代”，是一个掺杂着复杂情绪的称呼。2009年，人们认识了诸如“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年轻干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后台？”

有人总结：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官。

今年年初，一则网络传闻得到官方承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几年前联合发文招录公务员，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

这份文件明确提出，“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最终，55名“官二代”中有22人录用了。

虽然不太赞同见到年轻干部就去怀疑对方的背景，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说，人们之所以先入为主地产生怀疑，总是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过类似事情。他感慨：你不能责怪群众的“合理联想”，何况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群众的联想是正确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大家的怀疑是正常的。滋生怀疑的主要原因，一是有的地方政府缺乏公信力，二是操作不透明。“如果你原原本本都是公开的，每个环节都接受监督，经得起考验，这就没有问题了。”

陈万志代表对记者说，社会互信的丧失和权力公信力的丧失，是“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最大代价”，值得深刻反思。“两个丧失”，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当然也加重了对“官二代”的警惕。

举贤不避亲，避免任人唯亲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认为，“不能因为某个干部年轻，我们就怀疑他的能力、他的背景，29岁的人不一定干不好市长。”

2009年，在湖北省一个不起眼的县级市宜城市，市长周森锋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对于这位年仅29岁的市长，人们好奇于他的“背景”，怀疑他官运亨通背后潜藏着腐败，为此发起了旷日持久的“人肉搜索”。但搜索结果令很多人意外：周森锋并非官宦子弟，而是贫寒农家出身。

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能见到一个年轻干部就拿“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往上贴，对于个案来讲，一定要注重事实真相。

他说，就像“富二代”里有人飙车撞人，也有人素质很高，不可一概而论。

“我告诉你，我就没有背景，我就是农民的子弟”，辜胜阻说。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大家对“官二代”的身份如此敏感，既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由于干部选拔的透明度和群众的知情权不够。

但侯欣一委员并不主张人们围绕出身做文章，认为既要避免任人唯亲，也要举贤不避亲。“界定‘富二代’和‘官二代’，这是情绪性的东西。没有法律规定‘官二代’不能当官，实体方面，只要他具备条件和能力；程序方面，只要他是按照现有的合法程序走过来的。”

他认为，干部选拔应该尽量扩大基层直选。现在选拔干部差不多都征求民意，但民意征求结果和投票结果却不予公开，就留下了猜疑的空间。选拔过程的公开，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维护，也是对当事人负责的表现。

“草根”上升通道阻塞，将非常危险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也注意到了“官二代”现象引发的猜测。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我们现在没有一种很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这样的竞争很难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差距)已经拉开了。”

陈万志说，目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有些人强者恒强。“在选人、用人这个问题上，怎么真正保持公正、公平，这个事情需要认真解决。”

他指出，如果真的形成这种格局，“处在底层的人没有一个上升通道，或者上升通道被阻塞，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现在国家已在强调干部从基层遴选，从“草根”中间遴选，采取了包括“大学生村官”在内的一些措施，这种做法非常好。

今年年初，山东省新泰市提拔了6名“80后”副科级干部，其中，23岁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只有3年工龄。与对待“29岁市长”一样，公众又开始猜测王副局长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都三缄其口，跟舆论玩起“躲猫猫”，反而使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辜胜阻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干部要很好地学会通过媒体来和公众打交道，向媒体澄清事实的真相。 本报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