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眼中的西藏变迁

“文革”过后，宗教进入快速恢复期。新杂之前所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很快派上用场。山南地区当时共有250多所寺庙，很多都已经千疮百孔。他开始着手3项工作：一是修缮寺院；二是为寺院作壁画；三是修塑佛像。

1983年，新杂结束接近20年的农村生活，开始进入“政教合一”的仕途发展轨道：从1983年任山南地区政协委员始，先后担任该地区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和正地级行署副专员，一直到2008年初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在，他一年能回新杂寺的次数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时间，他一方面游走于各大寺庙，对喇嘛进行培训，另一方面，他要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

新杂记至今仍能记得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一些画面。鞋的故事他已经讲了很多遍：“当时，很多农奴没有鞋穿，就算有鞋也不舍得穿在脚上，而是挂在脖子上，只有在路况非常不好的时候，才会取下鞋子穿一会儿。”

农奴翻身得解放的情景同样让他记忆深刻，“很多人就在刚刚分得的土地上睡觉”。

如今，在这些土地上，正在建起一排排的温室大棚，西藏人过去很少能吃到蔬菜，如今，在菜市场或者小巷，都能看到卖蔬菜的小贩在使劲叫卖。

在农区和牧区，根据政府的统一规划，按照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个人出资各占一定比例的模式，建起了安居房。在前两项资金到位后，个人的出资已经寥寥无几。

外地人——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的大量涌入，繁荣了商业，也带来了工作机会。飞泉是2005年进藏的一位北京人，现在经营着青年旅社的两个分店，店里的员工基本上都是藏民。有一位18岁的小姑娘，原在藏民开的一家甜茶馆打工，平常没有工资，只在过年时发2000块钱。后来投奔青年旅社，月工资达到1000多元。

飞泉说，外地人的进入，激活了一些本地人难以激活的机会，这种激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比空守一些现成的机会良性得多。并且，由此带来的对藏民观念的冲击，可能是西藏发展更为持续的动力。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李光远说，西藏的发展，目前仍是“花100块钱，有99块都是(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给的”。他说，西藏发展的一个逻辑是：由于受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旅游业在西藏的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有了旅游，才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而旅游又是非常脆弱的产业，其对稳定有超乎寻常的依赖性，所以，从西藏的经济发展计，稳定也应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