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１９５６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１９５６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１９５６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１９５２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５６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１９５６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１９５５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１９５６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１９５６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１９５６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１９５６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１９５６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１９５６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１９５６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１９５６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１９５６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１９５６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１９５６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质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１９５６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１９５６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另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１９５６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１９５６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１９５６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１９５７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１９５７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１９５６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象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１９５６年减少百分之四。１９５７年的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６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６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１９５６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１９５７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亿元。在１９５７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１９５７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１９５６年全面冒进了，在１９５７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１９５６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１９５５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１９５６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１９５７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１９５７年的计划数字同１９５２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８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１９５７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２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４７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