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拥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也终无建树；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主观上大体缘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所谓政治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关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泽东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及《人民日报》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政治识见和谋断能力。从知识分子到政治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砺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政治器识。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器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泽东比较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这类人：“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说明革命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政治器识不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要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对此，毛泽东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泽东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实行之学。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泽东是知晓的。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