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资料图

1960年7月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

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

那时候·中苏决裂

驳苏联《真理报》的反华文章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0日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以后，苏联《真理报》在11月16日以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篇反华文章。

人们看到，苏共新领导根本不敢全文发表我们的文章，不敢让苏联人民知道我们揭露苏共新领导继续奉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颠倒敌我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推行分裂主义，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等等大量的事实。他们只是乱骂一气，攻击我们的文章是什么“自始至终充满着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

按照《真理报》的说法，我们的文章简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既然如此，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敢把我们的文章全文刊登出来，让伟大的苏联人民判明是非呢？

看来，苏共新领导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一怕美帝国主义，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怕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这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时候·世界声音

中国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

(日本《朝日新闻》1964年3月29日-4月2日连载摘要)

同东西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这件事相比，更使苏联人民介介于心的是，共产党国家本身的内部争吵很难得到解决。苏联尚未公布共产党中国2月初发表的题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

但是，许多人民通过北京电台每天用俄语对苏联进行的广播宣传，了解到中苏关系仍然不好。

苏联由于去年歉收，人们对“农业化学化”的成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中苏争论以至对待共产党中国的问题，肯定是苏联目前最大的“苦恼”。共产党中国没有表现出畏惧，共产党中国方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姿势，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

中苏对立的连锁反应，已经越来越使得“磐石般”的团结发生了裂痕。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曾经揭露说，苏联方面已经施加压力，要他背叛。

在东西方关系这种僵局中，共产党中国依靠“自力更生”，情况越来越好，而且，在得到法国的承认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取得了成就，增强了信心。这表明苏联要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意图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