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起一个是一个”

　　生活费是少年宫的老师廖一柱给的。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以他的祖父、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名字命名的“廖冰兄人文基金会”的成员。“展翅计划”的经费，全部来自这个基金会。

　　“像他们这样无家可归的解教少年，是各方面的关注都覆盖不到的死角，但他们又是最可能走向二次犯罪的群体之一，”广州市少教所一大队大队长张清友说。

一个数据可以说明流浪生活与犯罪之间的距离:从2003年8月至2007年5月底，广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共接收过3697名流浪儿，其中轻微违法的2144名，占58%。

　　每年约有130名解教少年从少教所出来，其中五六十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者不能回家。在后者之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将有机会被纳入到“展翅计划”的帮助体系。

　　“我们只能捞起一个是一个，”廖一柱的姑妈、“廖冰兄人文基金会”会长廖陵儿说。

　　廖陵儿与这群少年的结识始于2005年。是年年底，她将父亲的漫画作品办到了广州市少教所。不久，她收到了70多个孩子的来信。这一叠各种笔迹的信纸，她至今保存。说不清是其中的哪一封打动了她。2006年，廖冰兄去世，她成为父亲生前成立的基金会的会长，决定在实际生活上帮助他们。

　　基金会由已故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于2004年11月创立。基金会秉承廖冰兄生前所致力的人道主义关怀，大力帮助贫困的弱势群体和贫苦的底层民众。2007年基金会开始着力开展“展翅计划”，为从“少教所”出来的失足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提供系统的帮助。

　　安海波说：“他们出来后，不是重返社会，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社会。”

　　安海波说起阿南就很心疼。阿南在派出所的犯罪记录有一人多高，他自己也已经习惯了从派出所进进出出。有一次他站在车站，什么都没干，警察觉得他可疑，把他带回去问话，他也不解释，就这么跟着走了。

　　廖陵儿经常在半夜接到阿南的电话。“我手机卡没钱了，你帮我充一下。”阿南请求她。让她欣喜的是，几个月后，阿南主动打电话来说，“我有钱了，我帮你充值。”

　　这是一个惊喜和失望反复交错的过程。“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刻会不会走回那条路，”廖陵儿说。

　　廖陵儿被小东骗过两次。小东出所后，一直在广州火车东站流浪，曾经两次向他们求助买火车票回家，背地里却把票转手卖了。第三次给他买票，廖的丈夫对他说，“你可以再把票卖掉，但你会永远失去我这个朋友。”这一次，小东真的回到黑龙江老家。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读夜校。这次四川地震，他给灾区捐了300块钱。

　　张草棉是廖陵儿第一个帮助的对象，也是她至今最大的遗憾之一。廖陵儿带着新的衣服、鞋子去接他出所。张清友把他安排在自己的朋友、开餐馆的桂姐店里干活，但他在第二天就带着送餐款和店里的自行车跑了。廖陵儿这才想起，接他出狱的当天，少教所门口一个鬼鬼祟祟的人，给他递了一张纸条。

　　桂姐，这个对解教流浪少年“能帮一点是一点”的女人，曾经一年招收几十个这样的孩子。来餐馆打工的50多个孩子里，大部分待不长，卷掉送餐款逃跑的就有10多人。她的事迹经过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凤凰卫视的宣传，餐馆生意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倒闭。

　　“一般来说，他们之中愿意跟我们保持联系的，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变化，”安海波说，“但那些消失的人，可能已经又沉沦下去了。”

　　不过也有例外，一些已经生活稳定的解教少年，不愿意再参加廖陵儿组织的活动。“他们应该是想彻底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吧，我们也尊重他们，”廖陵儿说。

　　在帮助过的孩子中，廖陵儿最感欣慰的是阿帅。他在自己安顿下来后，主动帮其他孩子找工作。为了接济同伴，他甚至连续两个月向老板预支一两百元。廖陵儿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有更多的阿帅混出头，回来帮助更多与他命运相同的人。

　　广州梦·新塘台球厅往事

　　广州增城的新塘镇，这个“中国牛仔之乡”，遍布了大大小小3000多家牛仔服工厂。新塘镇的许多企业，是在村镇基础上生成的，工业布局整体上显得“小、散、乱”。

　　16岁的辉仔的广州生活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在外面“开工”的邻居，把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弟弟改嫁的他，从江西老家带进新塘的3000多个工厂中的一个。

　　这是辉仔第二次来广东。他第一次来广东是12岁那年，被老家一个弹棉花的人带到深圳，流浪半年就回江西了。这一次出来，他打算挣点钱，自己能独立生活，也把年迈的爷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在新塘辗转几个工厂，他终于遇到广州打工仔的倒霉遭遇：干完活快结工资时，老板已经人去厂空。自己攒的几百块钱，半个月就花完。饿了两天，厂里的广西人阿贵请他吃了顿饭。辉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着阿贵“开工”了。

　　那是一个夜归的少妇，左手挎着一个坤包。阿贵带着他跟在后面，突然拉着他加速跑过去，一把扯下坤包，狂奔到一辆出租摩托车面前，两人翻上车一溜烟跑了。

　　这次“开工”的收获是800块钱现金。阿贵将200块交给一个“大哥”，带着他上馆子撮了一顿。

　　在新塘镇的一家超市附近，有一栋三层的楼房，一层是卖场店面，二层是台球厅。

　　这个永不关门的台球厅总是烟雾缭绕，一两百个像阿贵这样的男男女女，在这里打桌球，吞吐香烟、白粉或者摇头丸，困了就倒在台球桌上睡觉。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有50多岁，搞诈骗很在行，号称从没失过手。

　　靠窗墙角下的白色布袋里，装着扳手、钳子、铁棍、刀片、万能钥匙⋯⋯他们的生活来源，全部来自这些工具。

　　这个名叫“广西帮”的帮派是当地最大的帮派，300多人的规模，遥遥领先于100多人的“湖南帮”，让那些只有几十人的小帮派既羡慕又畏惧。“大哥”阿海是桂林人，留着一头又亮又卷的长发，据说做个发型要花上千块。阿海出入都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小时候在邻居家的电视里，辉仔经常能在港片中看到的那种。辉仔自称在这辆车上曾见过两挺机枪。

　　阿贵把辉仔带到台球厅，拉着他在大家面前亮个相，就算是加入帮派。帮里的“兄弟”“开工”后，都很自觉地将部分收入上交给阿海，其余的用来跟“兄弟们”一起花掉。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一年到头都住在宾馆和旅社，自己租房住“不安全”。

　　偷窃和抢夺，是辉仔主要的“开工”方式。他最大的手笔，是在菜市场从一个少妇脖子上拽下来的金项链，卖了1万多块钱。“接过钱时，手在发抖，”小辉回忆起自己把项链脱手的过程，“不是怕被抓，是良心上过不去，”他强调。

　　辉仔留了个心眼，将其中的3000块钱藏在旅游鞋的鞋头，用来回家办身份证和孝敬爷爷——把他养大的爷爷，是辉仔在老家唯一的牵挂。他用剩下的钱在当地最好的饭馆摆了八九桌。那天他喝得很开心，因为自己终于把“兄弟们”的“人情”还了，“老吃别人的，也不好意思。”开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饭后找“小姐”做“按摩”，摆脱了“处男”的身份。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辉仔的最后一次，栽在一个手机上。他“开工”后，慌慌张张从居民楼下来，撞上了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