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从少教所出来的流浪少年，游离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他们无依无靠，四处为家，是黑老大重点收编的对象。“展翅计划”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要做的，是把他们从海妖歌声般邪恶的诱惑中拉回来

 本刊记者/张鹭 (发自广州)

 身后广州市少教所的大门“咣”地一声关上。

 18岁的辉仔，打量着已经作别1年零25天的自由世界。他紧紧攥着自己的全部财产——90块钱，花10块钱点一碗河粉和一碗米粉，吃了个饱。不久，就为自己的将来而陷入恐慌。

    少教所门口外， 聚集着一群招募“小弟”的人

　　“接下来去哪里呢？”

　　迷茫之际，他见到少教所里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位“父亲”从外地来广州，想见少教所里的儿子一面。

　　朋友的“父亲”向他了解少教所里的情况，却迟迟不进少教所看儿子。辉仔有点怀疑这位“父亲”的身份。那个朋友曾跟他说过，他在外面有几个“大哥”。

　　少教所位于广州市东南郊，乘坐180路公交，过24站，就到火车站总站，全程近16公里。与其一河之隔的是女子监狱，以及羁押重型罪少年的少管所。多少少年从火车站出来，到广州寻找梦想，又有多少少年最后走进少教所、少管所。在广州市少教所接受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中，超过70%是来自外地农村及其他落后地区的。

　　少教所门口的斜坡处，聚集着一群不怀好意的人，等着将他们这样无家可归的外地流浪儿收做“小弟”。不少刚从这里走出来的少年，没几天就重新进去了。

　　“我才不想再进去一次，”辉仔想。所幸，这位“父亲”没有带走他的意思。

　　吃完饭，辉仔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傍晚，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少教所——广州就像掌心的一捧沙子，他一度以为已经抓住它，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与这个城市其实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少教所以外。

　　出所后第一个晚上，他是在少教所接见室的椅子上凑合过去的。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身上的90块钱所剩无几。就算能继续在少教所蹭住，他也快弹尽粮绝。

　　广州市少教所的干警邓小娥，在少教所附近的一个快餐店发现了身无分文的辉仔。邓给了辉仔10块钱，让他乘289路公交车去距此40分钟车程、位于市中心的少年宫，见一个叫梁健平的人。

　　犹豫了几次，辉仔鼓起勇气向一个中年男人问路。“你干什么？”男人抓紧自己的包，警惕地盯着他。他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如果身边有面镜子，辉仔会看到这样一幅骇人的形象:泛出淡青色光泽的光头下，是一张惨白的脸；因为皮肤病而生的疮愈合后，在他的手臂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疤痕；一件红色格子衬衣，短到连肚脐都遮不住，牛仔裤上则沾满少教所里做工用的胶水，脚上趿拉着一双从少教所里穿出来的拖鞋。

　　在少年宫附近的人行天桥下，辉仔用一个公用电话给梁健平打电话，一个低沉、略微有点嘶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展翅计划”的志愿者梁健平迅速赶到了天桥。

　　这位有着5年“工龄”的志愿者，30岁的保险公司职员，是在一个网站上申请加入“展翅计划”的。他从网站上了解到，这是一个为刚刚解教的流浪少年提供各种帮助的计划，让他们离开少教所后，不至于因为饥饿、流离、绝望而重蹈覆辙。

　　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头，法国思想家福柯不动声色地展示了18世纪80年代后期，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规章。

　　这份规章精确地规定了少年犯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应当从事的义务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劳动、进餐、学习、工作、祷告⋯⋯这份时间表精确到分钟，少年犯们在监管所中的每一天就像一个精心设计、毫无瑕疵的流水线。

　　福柯眼里的监狱生活，是在塑造一种以被动、退缩和服从为特征的人格。在这种人格支配下，人的一切行动都要有统一的安排，脱离了他人的指令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展翅计划”志愿者、广东商学院摄影教师安海波，曾跟踪拍摄解教的流浪少年长达一年。她进入少教所采访，很不习惯地发现，少教所里的每个少年都被要求蹲下跟人说话，他们似乎也习惯于如此。为了让少年们感受到平等，安海波蹲下跟他们说话。

　　为了培养他们的自信，安海波的男友、广州大学的艺术教师周杰，曾在少教所内的一节艺术课上，让少年们脱掉上衣，站在桌子上跟他排演节目，自己坐在地上以仰角指挥他们。

　　“这些孩子从少教所出来，内心是很复杂的，”安海波说，“有的人在里面时雄心勃勃地要当老板。一旦从里面出来，大门一关，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