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4日下午2点，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正在举行一个农民工领取欠薪的仪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个农民工，从法官手中接过了包工头曲文坡支付的3万元工钱。

现场来了很多记者。一个女记者把录音笔递到郭增光嘴边，问道：“你对今天的结果满意吗？”

“不满意！”郭增光回答得很干脆。

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记者的意料。她愣了愣，又问：“那你对执法满意吗？”

“这个……差不多吧。”郭增光想了想，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做的，有啥好往脸上贴金的。”

郭增光“一肚子怨气”。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讨回这笔原本属于他们的血汗钱。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耗尽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数字：在68名农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讨回639元，最少的一人，仅174元。

随后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当郭增光把讨回的600元工钱存进银行时，验钞机查出，其中一张100元是假钞。

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33岁的郭增光，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从1992年外出打工至今已有14个年头。如果不是最近5年耗费在讨薪路上，他为自己描绘的“美景”差不多就伸手可及了。

1999年，郭增光是北京西站站台改造工地上的一个小工长，在那个北京市职工人均月收入仅千元出头的年份里，他一个月能拿到1700元钱。在村子里，“能把BP机、手机和摩托车都凑齐的”，他是第三个。

2000年，郭增光娶了邻村“公认最漂亮的姑娘”。他梦想着，再好好干几年，到35岁之前，成立一个自己的施工队。

2001年10月，一个叫曲文坡的包工头，打着河北省定州市某建筑公司的名义，到村里招工。村里的人公认郭增光见过世面，推选他去谈判。如果工钱合适，就让他当头儿，带领大伙儿出去“闯世界”。

曲文坡给出的工钱是，大工每天40元，小工30元。郭增光掂量了一下价钱，虽不算多，但还是答应了。

出门那天，一个工友兴奋地对郭增光说：“老郭，多谢你啊。今年能过个好年了！”

但郭增光怎么也想不到，从带着68个工友迈进曲文坡在北京的工地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全乱套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条件那么差的工地。”郭增光回忆说。

按建筑工地行规，农民工的伙食费通常由包工头承包：先确定每天的伙食标准，然后再从工资里扣除。曲文坡给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5元。

由于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工人们的食量大得惊人。“一斤三个的馒头，多数人一顿能吃四五个。”郭增光说，“我们打工的，从不指望吃好，管饱就行。”

但在曲文坡的工地上，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据郭增光回忆，刚来的那几天早上，喝的是稀得见底的咸菜粥，中午和晚上送来的馒头和白菜汤，“量很少，根本吃不饱”。郭增光反映了好几次，情况也未能改善。

安全也没有保障：脚手架上没有防止高空坠物的安全网。郭增光曾好几次亲眼目睹，一块块的砖头从空中掉下，在正干活的工友身边砸下一个个坑。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工地上，安全帽都是稀罕的东西，“只有曲文坡和几个穿西服的人戴过”。

有个工友施工时，左手虎口不慎被电锯拉出一个五六厘米长、3厘米深的口子，血“呼呼”地往外涌，众人手忙脚乱拿着毛巾捂伤口，可没一会儿就被血浸透。有个工友拿着杯子在下面接着，“不到半分钟，血就灌了满满一杯”。

伤者被送往医院，医生开出一张600元的药单。郭增光连忙给曲文坡打电话。

“那么多人，我哪儿管得过来。你们自己不小心，就得自己想办法！”曲文坡说罢就挂了电话。郭增光再打，手机关了。

没办法，十多个工友翻遍口袋，好不容易凑齐了这笔钱。

回到工地后，郭增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也吃不饱，安全没保证，在这儿干下去，能拿到工钱吗？”

次日一开工，他找到曲文坡商量：“曲老板，这么多人，咱们签个合同吧。”

“什么？合同？”曲文坡有些诧异，但他转而露出笑脸，拍拍郭增光的肩膀说，“老郭，放心，都是河北老乡，我不会坑你们的。”

郭增光还是不放心。接下来几天，他不断找曲文坡，还是要求签一份用工合同，“前前后后找了不下10趟”，但曲文坡却以各种理由敷衍。

有一次，曲文坡似乎被逼急了，他对着这个“破坏行规”的刺儿头一阵怒骂：“哪家工地签合同？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警察们连吼带叫，押着60多个民工回了派出所

郭增光交涉失败的消息，在工友中间慢慢传开来。眼瞅着可能拿不到工钱，60多个农民工的想法出现了分歧。

有4人当天晚上就收拾工具，离开了工地；有些人则劝郭增光：“算了算了，签啥合同，忍忍吧”；还有人主张：“揍他，看他还敢不敢不给钱。”

“老郭，都是河北老乡，这么着就把工程停下来，不大好吧？”看着工程完全停了下来，曲文坡主动找到郭增光商量。

“曲老板，签个合同，大家就会安心干活了。”

“嗨，老郭，你跟着他们闹什么闹，我和你一个人签不就得了吗？”

郭增光火了：“曲老板，我把人带出来的，我就得负责到底！”

“那咱们就走着瞧。”曲文坡甩下这句话，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工地上突然来了几辆警车。警察们连吼带叫，指挥着60多个农民工排成一列纵队，押往派出所。路上有许多行人围观调笑，郭增光走在队伍中间，脸臊得通红。

到了派出所，警察才告诉郭增光，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说郭增光他们没办暂住证。

“在老板那登记了，他不给办，说得花钱。”

“那就叫你们老板来！”

郭增光硬着头皮拨通了曲文坡的电话。“我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把你们弄出来呢。”说罢，曲文坡挂断了电话。郭增光再打，对方关机了。

“我×，说不准就是这王八蛋把我们举报的。”一个工友骂道。此时，他们人挨着人，被关在派出所后面的小院里，已饿了一整天。

晚上，饿急眼的工友们一商量，排成一排往外冲，值班警察作势挡了挡，见挡不住，就任由他们去了。

“这个工地是怎么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工地，郭增光找了四个帮手，算出了60多个人20多天的工钱，总计33735元。他拿着单子，找到了曲文坡。

“哎呀老郭，我手头紧，一时周转不开，年前我一定把钱给大家。”曲文坡看也不看单子说。几天后，他的工地上又来了一批农民工。

在和曲文坡达成口头协议之后，2001年11月6日，郭增光和工友们踏上了返乡的路程。此时，他们离家还不到一个月。

我们总不能卖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在郭增光掏了400元钱包车回家的中巴上，一些工友当着他的面开始冷言冷语。

“也不把情况问清楚，就把我们带出来了。”

“谁知道他和工头是不是一伙的呢，合伙坑我们……”

“别，别，大家都少说两句。”终于有人出来打圆场。

“村里人都信任我，可我把事情搞砸了。”3小时的路，郭增光记不清是怎么捱到家的。

“要是不把乡亲们的欠款要回来，我这辈子在村子里都别想翻身了。”郭增光横下一条心，也不去找别的活干，一天一个电话，找曲文坡要钱。

最初，曲文坡还接电话敷衍两句；到后来，他连电话也不接；再打，干脆关掉手机。郭增光去了20多趟北京，没能找到曲文坡。

直到春节前一个月，对方的手机干脆欠费停机，家里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郭增光明白，这是许多包工头惯用的逃债伎俩：一到年关结款，手机停机，上演“人间蒸发”。

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第二天，郭增光来到北京，找到曲文坡在大兴区的家。这座曲文坡自盖的两层平房装修得“像模像样”，大堂中间还摆着一艘巨大的玉船，上面写着“一帆风顺”四个金色大字。郭增光看着，“气就不打一处来”。

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一问，钢材商、砖瓦商、劳务，甚至给工地送馒头送菜的，全是来向曲文坡要债的，仔细数了数，共32人。

曲文坡当然不在，只留下老婆孩子守家。债主们心情都不好，凑在一起骂骂咧咧，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有人告诉郭增光，他已经连续在这儿等了一星期了，曲文坡也没回来。“我们总不能卖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讨不到钱，郭增光在村子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多数的工友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三个一帮，五个一群，一趟趟到郭家要钱。

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工友，在路上挡住了郭增光，拔掉了他的摩托车钥匙。郭增光迫不得已，打了“110”，才把车子取回来。

“软刀子杀人更疼啊！”郭增光咬了咬牙，和妻子一合计，把家里仅有的万把块钱拿了出来，又从亲戚那儿借了5000元，先把一部分欠薪还给了工友们。

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

2002年2月，是郭增光有生以来过的“最痛苦的一个春节”。

年三十晚上，他心里憋得慌，吃了几口饺子，连春节晚会也没看，早早关灯睡了。黑暗中，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已经十多年没哭过，可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了。

正月里，他一步也没出过家门，茶饭不思，手一抓，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妻子安慰他：“也许过了春节，曲文坡会良心发现的。”

春节后，郭增光终于找着了曲文坡。此时，曲文坡原来的工程已竣工，他告诉郭增光，又新接了一个工程，是自己垫的资。

“老郭啊，你这又是何苦呢？”曲文坡把郭增光拉到沙发上坐下，“我接的这个活儿，能赚不少钱，如果你能在我这儿好好干，每月我开给你3000块钱。”

郭增光根本不信：“曲老板，我不愿意。我只想把大家的钱拿回来。”

曲文坡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叫来工地上的保安，把郭增光轰了出去。

“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硬的。”郭增光左思右想，花了10块钱，买了块白布和一瓶墨汁，在地上捡了个烟头，蘸着墨汁，在布条上写下：“曲文坡还钱”。

他把布条揣在怀里，再次来到工地上，在一块空地上堵住了曲文坡。

“你又干啥来了？”曲文坡扬了扬下巴问。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

郭增光从怀中掏出布条，扎在头上，指了指：“你要再不还钱，我就绑着，让全工地的工人们看看。”

“还，还，还，还你妈个×！”不由分说，曲文坡照着郭增光的胸口狠狠给了一拳。郭增光反应不及，被打倒在地，随后那十几个人围了上来，一顿拳打脚踢。

“管你黑道白道，老子都不怕。你尽管找人去。”曲文坡把布条从郭增光头上扯下来，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郭增光的外衣被扯了个大口子，里面的毛衣也被扯烂了。他跑出工地，给“110”打了电话，闻讯赶来的警察，得知郭增光是因为讨薪被打，丢下一句话就走了：“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你既然没啥事，就算了吧。”

郭增光回到村里，叫了平时关系不错的二三十个工友，在家里商量办法。工友们炸了锅：“他欠钱不还，还敢打人，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有人说得激动，喊道：“干脆我们一人一刀把他砍死算了。这么多人，也顶多判个几年，出口气。”

郭增光劝住工友：“走极端对大家都没好处，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我们找政府和法院去。”

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

“这几年里，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郭增光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起初，他来到工程所在地的某区劳动局。劳动局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告诉郭增光：“这是个人之间的劳务费纠纷，不属于劳动纠纷，不归我们管，你去法院吧。”

郭增光来到该区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听完后却又是另一种说法：“这是劳动争议，应当先到劳动局，他们仲裁后还不行，再来法院起诉。”

郭增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是两家都不想管，才故意这么说吧？”

一个凑巧的机会，他听说司法局能提供法律援助，就揣着疑问找上门去。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农民工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你还是上工会去吧？”

工会接待郭增光的，是一个50多岁的“很热情的大姐”。她给郭增光倒了杯水，耐心听完，递给他一本《劳动法》，说：“这确实不对。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学学《劳动法》，以后就不会吃亏了。”

郭增光又来到信访办。在信访办门口，他遇上了家乡保定市来“截访”的干部。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郭增光手里拿走材料，并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你等着吧，市里头会给你解决问题的。”可直到今天，这个人都没再和郭增光联系过。

走投无路的郭增光，试着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报社，根本没人搭理。一个接电话的记者没听几句，就告诉他：“我们领导规定，这种事情，最多侧面关注一下，不能正式报道的。”

那段时间，郭增光感觉自己“像个转个不停的陀螺”，从老家到北京，又从北京到老家，一个月往返20多次。有时候来不及回家，就只好找个地下通道过夜。天气渐渐冷了，地下通道没法睡，他就花10块钱，找个地下室旅馆睡一觉。

没钱了，他找个工地搬一天砖，挣口饭钱。有空闲时，他就直奔西单图书大厦，“那儿的法律书特别全，地方大，也不会有店员丢白眼”。

那段时间，郭增光潜下心来钻研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劳动法》、《合同法》、《工会法》，我背得不比大学生差。”

“可有什么用呢？根本没人愿意听我说。”郭增光手攥着一本翻烂了的《劳动法》，大声质问，“难道法律只是写在书上的？”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存在着一系列漏洞

一个偶然机会，郭增光被介绍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听过他的讨薪遭遇后，该中心主任佟丽华当即决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时福茂，被指定为郭增光一案的援助律师。在他看来，“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时存在的一系列漏洞”。

这个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它是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和致诚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专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

一年多来，这个工作站总计受理了940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并为1905个农民工追讨回工资570多万元。在这个2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里，挂满了欠薪农民工送来的锦旗，其中最多的一面，有172个农民工的名字。

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社会庞大的欠薪农民工群体相比，无疑是沧海一粟。据工作站的一份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被欠薪后会选择忍气吞声，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会选择暴力解决，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农民工，才会选择司法援助。

另据调查，劳动监察部门，往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最先求助的部门，但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1049件案件中，经过劳动监察部门将工资讨回来的只有17件，只占到总数的1．6％。

一位法律专家指出，劳动监察没能发挥应有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监察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以北京市为例，某些区的外来农民工达到上百万人，但劳动监察人员不过二三十人。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工作站的一位律师透露，在他援助过的一起工伤案件中，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竟要求这名农民工，把工伤发生经过，以Word文档形式存入软盘交给他。

更有甚者，这个律师带着被欠薪的农民工到某劳动局请求帮助，一个副局长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在电话里对包工头说：“把钱给他们点吧，先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由于包工头的存在，使农民工的维权途径变得更加曲折。”时福茂说，“农民工本应与用人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现实中，他们往往都直接跟‘包工头’干活。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监察部门会认定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予受理。而法院通常又认为，劳动争议必须先由劳动监察部门仲裁。这样，农民工就成了皮球，被两头踢来踢去。”

郭增光曾一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在几年的维权中，几个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都认定，他和曲文坡之间的债务关系属于经济纠纷，劳动部门管理就是越权。

为了让某劳动监察部门出具一份书面答复，作为起诉曲文坡的仲裁依据，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时福茂总共去了这个劳动监察部门7次，才得到一份“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不予受理”的《告知书》。

与此同时，2004年1月13日,郭增光在北京丰台区的某个工地找到了曲文波。坐在办公室真皮座椅上的曲文坡，斜着眼瞥向郭增光，问：“你找我干嘛来了？你不是告我去了吗？”

“是啊，劳动局说了，要我再找你好好谈谈，别把事情闹得太僵。”郭增光只好陪着笑脸。

“好吧，我给钱，不过我说多少就多少。”曲文坡拿出计算器，边算边说：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得扣几千；工地东西丢了，还得扣几千；再扣去办暂住证和伙食费用，郭增光倒欠曲文坡2000多元。

“不过我不和你计较这些，这钱就到此为止吧。”曲文坡笑道，“你现在这么惨，还和我斗什么呀？”

郭增光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曲文坡，大声喊道：“我不会妥协的！我要和你斗到底！”

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

2005年5月23日，在搜集了相关证据后，时福茂律师和郭增光来到北京市某法院，对曲文坡提起民事诉讼。

该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但同时提出，郭增光等68人要分别起诉，分别立案。这意味着，68个人每人要准备3份起诉状，备好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每人一份相同的证据。

如果按照68个案件受理，每个案件50元受理费总计就是3400元,这笔开支，郭增光早已无力交纳。时福茂向法院申请减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必须每人提交一份减免诉讼费申请书和一份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在准备了厚达680页的诉讼材料后，2005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由被告曲文坡支付郭增光等人的工资款。郭增光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判决宣布后，曲文坡的手机停机，原先的家也已拆迁。找不到人，法院无法执行。判决书又成了一张空文。

直到今年9月，在老家打零工的郭增光获悉，一个住在50里外的村里的人，和曲文坡常有生意来往。郭增光连夜赶去，恳请那人说出曲文坡的下落。

“我要好处费！”那人开口向郭增光要3000元。郭增光好说歹说，递给他1000元。那人翻来覆去数了三四遍，把钱揣进兜里，给了郭增光一个手机号和曲文坡所在的工地地址。

10月18日，时福茂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5日，法院通知郭增光，已经找到曲文坡，并扣押了他的机动车行驶证。曲文坡答应支付3万元，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郭增光同意。

11月6日，曲文坡开着辆黑色捷达车来到法院。他“夹着个公文包，一身黑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

“郭增光，你来啦。”见到郭增光，曲文坡抬手打了个招呼。

“你们来啦？你现在好吧？”郭增光回问道。

“好得很！”曲文坡说着“露出志满意得的笑容”，与郭增光擦肩而过，上楼还钱去了。

第二天，郭增光特意赶回老家，将这一幕告诉了在家的工友。工友们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谁被欠了钱还能要回来的。”

“老郭，你说曲文坡会不会安排了人，一出法院又给我们把钱抢回去啊？”还有人表示出这样的担心。

郭增光听着，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

“有人说农民工不懂法，所以讨不回薪。可我把法背得滚瓜烂熟，有律师帮助，又有确凿证据，还是费了这么多周折。”郭增光不解地问，“你说说，我们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

谁来支付这笔巨额的讨薪成本

11月22日，农历小雪，北京迎来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

郭增光又重新开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这是一个学校礼堂的改建工程，工程量不大，20多个工友同住在工地边临时搭起的工棚里，10多平方米的地儿，搭成简陋的上下铺，睡觉时头顶着脚。穿堂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工棚边的水龙头“哗哗”淌着水。一个工友刚用它冲过凉水澡，另一个工友开始洗衣服。

“工头说，过些天等真正冻了，他就给我们买台电暖气。”郭增光对眼下的居住条件还算满意。他住过条件最差的工棚，是一个刚完工的地下车库，工地上的积水离他的床沿只有几厘米，上面飘浮着下水道的排泄物。

在北京呆了10多年，郭增光参与建设的楼盘不下40座，但他依旧栖身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一只30瓦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幽光。抬眼望去，周围的高楼灯火通明。

这几年，郭增光家仅有的储蓄，都代曲文坡还了工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全家开支降到了最低点。他穿着一件暗灰色的薄夹克，是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5元。两条袖子磨得已看不出颜色，打满了补丁。

原先那把牙刷，他用了三四年，一直没舍得换。妻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一把牙刷只能用3个月，便花3元钱给他买了把新的，顺带还买了个搪瓷杯子。这是几年来他家唯一添置的新物件。

郭增光说，他想把这些年的亲身经过，写成一篇纪实文学，题目就叫《谁是赢家？》。

“工友、律师、政府部门，法院，谁是赢家？”他望着夜空长叹，“没有！只有曲文坡是赢家。”

5年来，为了讨薪，他找过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门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还去过市政府、人大、建委、劳动局，以及农业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多个部门。

从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仅车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为讨回属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用餐费，累计达7000多元。

这还不算援助律师所花费的成本。为帮助郭增光讨回工钱，时福茂律师直接支付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复印费等共计1900多元。仅是68个工友每人三份的诉状，每份7页，摞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叠，“这也都是钱啊！”

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调查结论是：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由于和曲文坡打官司，前些年，北京的包工头没人敢雇郭增光，甚至在县里他也呆不下去，只好在乡里打点零工，每月仅有五六百元，却还常被欠着。

眼下这工头，给他开的价是一天40元，依旧是口头承诺，没有合同。

“你就不怕他也欠你吗？”记者问。

“怕，可哪儿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他叹了口气，“唉，有活干，就总还有希望；不干，就是死路一条。”

上月中旬，郭增光的妻子也来北京打工，给一户人家带孩子。虽然到北京20多天了，可夫妻俩只见过一面。据说，雇主对她很满意。

“这是个好兆头。”妻子来的那天，“以往从不信邪”的郭增光，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说，我这几年命里注定走背字，明年稍微好些，后年就能彻底翻身了。”

在郭增光身后，是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不远处一座豪华商场门口，立着一尊三人多高的石狮子，身上刻着“百世太平”。前来购物的人们川流不息，欢声笑语。 （作者：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