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
强通胀预期如期得以控制和消除?
2009年即将过去,记者在查询关键词时发现,除了“复苏”之外,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涨价”。“疯狂”的大蒜,“天价”的辣椒,以及食用油的“节节拔高”……
12月初的北京蔬菜批发市场,大蒜每公斤卖到四五元,有些超市的零售价超过每公斤12元。
其实,不仅仅是大蒜独自在上演“疯狂涨价”剧目,和它同台的演员不在少数。玉米价格也甚至站上10年来新高,从去年12月的0.5元每斤上涨至目前部分地区的1元左右,几乎翻了一倍。
四万亿投资造成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今年4万亿投资和近乎10万亿的信贷投放有一个时滞效应,在实体经济不能完全吸收过剩流动性的情况下,这种时滞效应最终将会对物价造成大的冲击。恰恰就CPI由负转正时推出的水电气价格上调,也将给明年的通胀风险“加火添柴”。
今年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创纪录的上涨,分析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近期,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的调查显示,52%被调查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认为我国正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
央行12月16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预计物价下个季度将上升的人数较此前一个季度增长,进一步表明通胀预期在升温。
虽然通胀预期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它似乎更为可怕。这种预期将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对资产价格、物价等造成影响。在通胀预期下,人们忙着把钱转入活期账户,或者更多地投资于房地产。
控制通胀成政策调整方向
如何控制通胀预期,在通胀即将到来时,将它的危害减到最小,是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绕不开的难题。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关注到通胀预期的积累压力,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并从房地产政策的微调开始抑制通胀的产生。
央行副行长朱民12月上旬在某论坛上甚至表示,将尝试把行为金融学理论引入宏观政策调控,通过“管理通胀预期”来防治资产市场泡沫。
业内人士表示,朱民此言与之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管理通胀预期”的表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宏观政策正是要通过对这种预期的管理,来达到前瞻性地控制“通胀”产生的目的。
“必须对未来可能来临的通货膨胀高度关注,但不能过分恐慌。”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防止转正后的CPI过快上升,更重要的是,当局要通过宏观调控需让公众相信,未来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
“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各项政策措施已经开始悄然实施。政府已开始解除部分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括房地产扶持政策,以抑制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明年将延续汽车购置税减征政策,但减征幅度下降。此外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也由2年恢复到5年。业内人士预计,鉴于通胀预期的加强,明年年中的加息将在所难免。不过,预期加息幅度不会超过两次27个基点。（吕天玲）
之六
提高居民收入还有哪些牌可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明年老百姓的“钱袋子”能否鼓起来呢?可以期许国家拿出哪些具体的政策来?
居民收入分配下降制约消费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不断加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平均每年下降1%。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由1980年最高时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居民收入分配的下降,无疑是制约着居民消费水平同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96年到2007年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了15个百分点。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解释道,如果居民收入长期偏低,我国的消费动力就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以前可以通过出口来解决。遇到金融危机以后,出口大幅下降。如果国内消费不足,导致物价低迷,企业普遍感到市场压力,就难免出现倒闭潮。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更为紧迫
“扩大内需”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药方,与之相配套,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让老百姓有钱消费,敢于消费。提高居民收入,国家有哪些可以出的牌呢?
从长远来看,提高居民收入就要提高工资水平。然而,国家对于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很难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宣布涨工资,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能控制的工资范围只能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从国际经验来看,协调企业与劳动者利益分配机制的程序,主要是通过工会组织与企业展开工资集体协商。在我国,这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块的改革亟待深化,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寄希望于快速提高居民收入,恐怕不大现实。
另一可行的办法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是最直接的方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多次呼吁,个税起征点应该再次提高。目前,赞同提高个税的专家不在少数。有的专家甚至主张起征点一次性提高到8000元到1万元。或许在2010年,人们可以期待这一措施的落地。
专家还建议,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明确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关于收入分配定期增长方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劳动者在企业利润初次分配中能够得到的收入增长比例固定下来,包括规定最低工资,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
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显得更加紧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救助力度,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部分优抚对象待遇水平”。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最大幅度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将是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之处。（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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