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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谈哥本哈根会议

必须改变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方式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如同一团乱麻,错综复杂,利益交织。在一场场针锋相对和一份份承诺声明背后,气候政治的核心何在?哥本哈根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记者为此专访了刚刚出版了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的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吉登斯教授不但是英国最知名的社会学学者之一,也被认为是当代对社会学领域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他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1997年至2003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其间也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政策顾问,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布莱尔的施政纲领“第三条道路”即是由吉登斯最早提出的。

　　看行动,不要看承诺

　　记者:能谈谈你观察的哥本哈根会议吗?在一场场谈判背后,最重要的观察点何在?

　　吉登斯:在过去的几周里,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大部分主题都是关于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的可能性。事实上,不论在哥本哈根能否达成协议或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

　　在现在这个时候,重中之重其实不应该是“什么”——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而更应该是“怎样”——我们该怎样做。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投票权时,曾提出一句著名的口号:“要行动,不要承诺!”它也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制订气候变化政策时的指导原则。

　　记者:能具体谈谈“行动”指什么吗?

　　吉登斯:如果我们遵循这句口号观察行动而非承诺的话,现实世界就显得不那么美好了。

　　首先,被认为应该率先承担大规模减排温室气体责任的发达国家,大部分在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方面进展有限。只有一小批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瑞典、丹麦和德国。但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并非来自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瑞典和丹麦是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才引进了新能源技术。德国在风力开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新能源在其能源大盘里只占了7%。

　　因此即使是“成功”的国家也需要调整政策方向。

　　更让人担忧的是,还有一长串国家在减排方面几无建树,有些国家的排放量甚至还增加了。在欧洲,人们常常提到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欧洲以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当然还有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