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它最为直接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全观视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地球人”都可以根据他/她个人亲身生存经历，批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并通过媒体的报道，观察和猜测在哥本哈根纷繁嘈杂的气候政治细节。

实际上，哥本哈根有可能开启了一种“碳幕”（Carbon Curtain）时代，正如丘吉尔在他著名的铁幕演讲中提到的：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只不过，新的“碳幕”国家区分的是殖民史、生态学、自然地理、意识形态、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在分析哥本哈根会议所能产生的地理学、气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影响时，我们应该进行历史的逆向回溯，通过知识考古理解目前我们所深陷的环境危机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碳幕”已经毫无疑问落下了，从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的富国秘密协议、邮件泄密、联合社论、丹麦暗度陈仓、科学界共谋、中国被拒之门外等气候政治博弈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一个《2012》式的环境主义和普世主义拯救，这是一次气候战争和“气候意识形态”较量。

如果我们对地球“碳危机”进行一次“碳14鉴定”，我们可以看出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众人在时间、空间、逻辑、道德、知识等多方面存在不可协调的差异：对于西方国家（富国和传统工业强国）而言，所谓“铁幕”国家的“他者们”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变化，但是从西方的宗教伦理来看，他们的生态观以及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并没有脱离新教伦理、基督教救世、宗教的生态主义、社群主义等核心精神理念，从这些精神和理念的维度延展出去的是生活方式、植物学、动物学、伦理学方面的迥异。而对于“铁幕”另一侧的非西方国家，他们遵循的是自然主义、家园主义、后殖民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东方主义等思维框架，他们的时空（temporal and spatial）是一个被建构、被污染、被让渡、被伤害的受害者社会心理空间。

牛津大学大气物理教授、哈德利气候预测和研究中心的创始人John Theodore Houghton在哥本哈根会议官方网站有篇文章提到，20 ％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对热带森林的砍伐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明确要求我们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停止砍伐。关于燃烧地下开发的燃料所产生的排放，国际能源机构（ IEA ）在其“能源技术展望”中已制订出详细的规划，列出了在不同的国家和行业中，要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技术和采取的行动……不幸的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传播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错误信息。他们首先曾试图否认存在任何证实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

我们有必要重温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原话：对于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不能解决问题；袖手旁观，也不解决问题；采取绥靖政策，也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假使它们四分五裂，在自己执行职责时手软，假使让这紧要关头的几年白白混过去，那么，我们大家确实都要在浩劫中被毁灭了。

如何解释我们在哥本哈根，以一个“碳幕”他者身份看到的“气候绥靖”呢？

答案仍然在丘吉尔的演讲中：如果在美国的人口之外，再加上英语联邦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海上、科学和工业各方面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力量均衡……对于气候变化的地位劣势国而言（经济劣势、政治劣势、意识形态劣势、生态劣势、道德劣势），他们面前的“富国”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空中、海上、陆地的联合体？西方的“三栖知识体”不仅占据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策略优势，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战略上更为优化，而且他们能够定义时间和空间。

作为气候变化会议中地位重要但是所处形势严峻的中国，它如果真正想和各国一道为全球变暖做些什么，其努力的重点不简单是瞄准规范行为、界定承诺、利益划分的哥本哈根议定书或COP15宣言，它需要的是思考一个“碳幕时代”的生态修辞、精神图式、政治体制和生存方式。（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