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变迁

那是一道大门被打开的惊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

此前从毕业生到用人单位，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重大门，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门，在就职前使得双方不能相见相知。“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韩经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许多毕业生，毅然打点行装，来到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开创一片新的事业。

不仅仅是到南方，还有很多人到外企去，到民营企业去，自己创业去。韩经回忆说，教育部的分配指标，只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然而当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市场经济抬起头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私人工厂也纷纷建立。这些企业和工厂几乎招不到大学毕业生，他们只能用那些辞职的人，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1992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接到一个通知，原冶金部召集属下的16所高校，要与用人单位开一个“供需见面会”。

韩经笑了，“学校是最了解自己学生的，但是以前学校不能参与分配工作，现在学校直接作为参与因素了，真是一个进步。”

韩经和两位同事赶到原冶金部找的一个会议中心，看到一个个用人单位已经来了，有宝钢、攀钢、武钢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各地冶金局等事业单位，还出现了北京外企服务公司。

其实早在1979年，北京外企服务公司已经成立，然而真正到高校招聘毕业生，还是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

16所学校，摆起了16个小摊子。摊子上写着学校所设系别，用人单位中意后，前来和学生处老师谈判。攀钢的员工曾对韩经说，想要当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的所有四川生源，以及周边青海、贵州、云南等地生源。

这个见面会，只有半天时间。当天下午，韩经就要赶回学校，将用人单位的需求，按照系别分类，然后让各个系的负责老师和学生做大致沟通。“说起来简单，这些工作其实很繁琐，当晚我们都是要熬通宵的，”韩经的话锋一转，“但是心里很高兴，能够为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们当然高兴。”

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为外企待遇较高，经营理念先进，有国际职业规范，在事业单位一个月拿400元，但在外企可以拿到1000元。

当韩经等老师再次把信息通过原冶金部反馈给用人单位，这一年的毕业生就业基本尘埃落定。

然而作为就业主体的学生，还是没有直接参与到求职过程中。这个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国家一道行政命令。

1994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第一次大型校园招聘会，就是让用人单位到学校来，和学生见面商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求职，不仅是一种进步，更是质的飞跃。使得就业的两个主体直接沟通，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手中都有了选择权”。

这次校园招聘会是在学生食堂。几百家用人单位搭起小摊子，有事业单位、外企，还有联想等知名民营企业。学校里千余名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手持自己制作的简历来到现场，遇到有意向的单位，就递上一份简历。

在现场转悠的韩经，舒了一口气，心情很畅快。当年的招聘会举办下来，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约为90%。

韩经还注意到，当时民营企业突飞猛进，毕业生的目光也开始投向这些单位，不再单一地趋向外企。而此时正逢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经营状态欠佳，在他们的摊子上，很少有人问津。

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不再参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沟通，而转入幕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