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只是一个桥梁

作为主管分配工作的高校老师，其实只是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是韩经一再说的话。

韩经，43岁，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毕业前夕，老师问他的工作意向，韩经说自己想进学校。在当年的毕业报到证上，他的报到地便是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

1988年的暑假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等待分配的毕业生，在此之后他是主管分配工作的老师。

就这样，韩经开始了统包统分阶段的分配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只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韩经比喻说，工作后自己拿到的第一张表格，就是1989年给北京科技大学的用人指标。

学生处有四个老师，一个主管研究生，三个主管本科生。他们拿到用人指标，去和系里的负责人探讨。韩经曾经拿着指标找到采矿系主管分配的副书记，说是冶金局、企业等用人单位要在该系招200人左右。

副书记不敢耽搁，当下召集各个毕业班的辅导员，让他们根据学生大致意向、成绩、表现、家庭地址等因素，根据职位一一推荐人选。“学校只负责培养学生，对于分配工作是不起左右作用的”。

至此，韩经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就业过程，也是这样先由教育部制订了计划，然后由学校根据“坑”把自己这个“萝卜”栽进去的。

虽然每个“萝卜”都有“坑”，但并非每个“萝卜”都满意，比如说那些恋爱的“萝卜”。韩经记得，当时学校不提倡恋爱，谈恋爱的同学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师在推荐工作时，只考虑家庭住址、成绩、表现等情况，根本未曾料到自己的推荐就让这些恋人劳燕分飞。

一个插曲，如同电视剧一般情节曲折。韩经同一届的采矿系有一对恋人，毕业被分配回各自的省城。两年后，因难以忍受相思之苦，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再来北京相聚，最终结成良缘。

对于他们来说，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辞职后选择权回到自己手中，人生轨迹的选择权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韩经说自己一直想了解而没能了解，那些对所分配工作感到不如意的人，会如何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呢？

既来之则安之

在没有选择的空间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数人的惟一选择。

1984年7月，汪文拿着档案袋和报到证，到了万寿路61号院。农民日报社在院内某一栋楼的四层和五层，几张办公桌摆在一起，就是办公地点。主任也和大家一样，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汪文和同来的10名大学生，在领导的欢迎词中留了下来。

汪文被分去做国际版编辑。“我对新闻一无所知，对那些国外的消息感到特别陌生，跟我学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汪文想，既来之则安之，把手头工作做好要紧。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一个有点遗憾的就业者，汪文经常关注大学生就业信息。1986年，他得知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

“如果我毕业是在这一年，情况会怎样？”汪文会给自己做这样的假设，而每一次自己给自己的答案都是，一定会自主择业，选自己喜欢的职业，做适合自己的工作，“即使这份既喜欢又适合的工作未必一下子找到，但经历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其实汪文也曾换过单位——农民日报社的子报《中国畜牧报》。那是1991年，汪文作为编辑部组长过去，统揽大局。

报社里招聘一些员工，让汪文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与很多在编人员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聘任制员工干得非常认真，工作热情很高；很多在编人员则平淡如水。

当然薪水也不同，聘任制员工比在编人员的钱少得多，但他们都是自己应聘而来的，尽管只是中专生、职高生，因为发挥了他们的价值，满足了他们的职业需求，他们愿意不关注薪水，愿意为之投入热情和精力。

汪文理解这些人，因为如果是自己，也会这样为了自己选择的职业奋斗，甚至不计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