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东平
如何保证改革的公平?
本报记者:对于高考改革步子的快慢问题,是不是一直有些争议,教育部门的态度如何?
杨:从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看,他们更为稳健一些,总是强调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众口难调,每一项具体的改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过于谨慎,有不同的声音是自然的,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停滞不前,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征集方案,通过改革在前进过程中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止步不前。
本报记者:这次推出的这个改革基本方案,是否是一个制度设计方面的尝试?
杨:大家对高考附加的东西太多了,高考本来就是个单一的制度,全社会重视的程度越高,其所附加的东西越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压力就越大,呼吁改革就是要恢复它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学校的选拔制度。现在,高考的供求关系已经非常宽松,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比较好,可以进一步降低一次性高考给人们的阴影,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就会改善一考定终身的情况,确实需要一定的制度来淡化它的社会效应。
本报记者:在您的方案中有很多改革制度,涉及到许多人为的因素,这样的改革会让许多人产生担心,如何能够保证改革的公平?
杨:公平是高考第一位的价值,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增强选拔的有效性,一个选拔尺度可以适用不同的人才。公平的选拔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际关系的介入,这样容易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我们的改革方案中还有许多不涉及人际关系介入的。
大家对公平最担心的可能是综合素质评价、自主评价、免试招生等等,但是改革方案中还有一些和这些无关,而且更容易实行。
比如,考试科目的改革,我们设计把试卷从两套改为多套,它的针对性更强,这样也可以解放很多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非常便捷有效的措施可以做,综合评价那些可以稍后进行。
素质评价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毫无疑问也是理想模式,但要在中国实现素质评价非常困难。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主要能做的还是积累经验,尤其是通过中考积累这方面经验。
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高考改革中最后才加以考虑的一项。在中国现有的道德环境下,简单施行素质评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作为理想状态而言,素质评价显然又是合理的。要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就要等到中国诚信环境、道德环境非常完善的时候,需要多少年谁也不知道,这也是改革最难的部分。
本报记者:现在还处于改革酝酿阶段?
杨:这些年来,我们也在进行零碎的调整和改善,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或者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但我们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有一个目标模式,我们不要求一天达到,可以用10年、15年进行,但是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一步步去接近目标,但是如果没有,那就是有了就改,没有了不想改。
本报记者:中国的改革模式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模式?
杨:我们的方案里提到了这个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我想所有的人,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所见略同,那就是美国的模式,就是统一的学习能力考试加上高考自主招生,因为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基数,那么多考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是不可取的,高考可以选择,就像美国高校,要求某一个统一的考试达到某一个程度就够了,有的学科有特别要求的可以增加考试的门类,各个学校可以提出不同的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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