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博鳌4月11日电（记者董伟）金融危机之下，美国人放开胆子花钱的日子结束。世界将目光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然而，人们颇为失望地看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忙的还是生产、投资，无法接过消费的大旗，也无法为世界生产力提供受纳之地。于是，全球经济如何再平衡成为新的悬念。“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也成为研究领域的热门。

之前，不少论者指出，东亚地区受文化影响，崇尚节俭，以奢为耻，这妨碍了人们打开钱袋子；也有人认为，中国社保体制不完善，人们有后顾之忧，自然靠自己储蓄防意外发生。在本届博鳌论坛上，多位重量级研究人员则先后提到：中国人消费不足乃囊中羞涩之故。“国人不敢花钱，首先因为没钱。”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如是说。

过去十年来，中国一直努力提高居民消费，各种刺激手段频频使出来。然而，中国消费在总体GDP中的比例仍然年复一年地下降。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与此相应，中国的总储蓄率从 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

表面看来，人们的储蓄倾向占了上风。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总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政府和企业的贡献所致。11年中，居民的储蓄从19％提高到22％，仅仅提高了3个百分点，且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从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高达80％。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说，消费的下降，是因为新兴中产阶层受到政策环境的挤压。房地产价格、汽车价格和收入税率居高不下。中国的政策而不是中国消费者或家庭的特质，导致了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和消费萎缩。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得更直接：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但老百姓感受到的财富效应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土地的升值，资产的升值，还有国有企业的利润由政府掌握，老百姓很难分享。

2009年的收入格局即证明了陈志武的说法。2009年的中国财政继续了近十年来的趋势，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不仅超过经济增长，而且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全年预算内财政收入68771亿元，比上年增长11.7％，超过GDP3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8．2％，分别比财政收入增长低2．9和3.5百分点。

怎么办？夏斌出的招儿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减税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金融创新搞活消费信贷，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项目包括大型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可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

除了这些常规思路外，他还提出，解决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要算大账，不仅要算财政部的收入账，更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收入账，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2008年，国有企业净资产高达170万亿，平均每个国民1．29万亿，且都是优质资产。从2007年起，国家仅开始在央企实行少量比例的资本分红制度。“应进一步要求，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国有股份也要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修订有关规定，实行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无独有偶。博鳌论坛上，陈志武也建议，把国有资产的股权设立国民权利基金，把股份均分到13亿的中国公民手里，大家以后每年可以收到国民权利基金的分红，家里可以花的钱因此而上升。